作者：煮酒叶难烧 发表日期：2009-8-17 1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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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对中学课本删减鲁迅文章的争论不绝于耳，以致出版社都忍不住出来辩解两句，原来此事已是几年前的旧闻。5年前，人教版的高中课本选录的鲁迅文章从5篇减少到3篇，同时首次选入梁实秋、戴望舒的作品，当时并无反响，不想现在却被翻出来被议得沸沸扬扬。让我们抛开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回望刚刚过去的这个世纪，重温那段思想激烈碰撞的历史吧。
请时空穿梭机带我们回到1881年，浙江绍兴有个秀才叫周伯宜，父亲周福清是进士，在北京做官，远祖是北宋理学始祖周敦颐，这是个纯正的书香门第。
这年秋天，周伯宜得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樟寿。11岁时，周樟寿到私塾三味书屋上学，仅上一年，家中就遭了灭顶之灾。祖父周福清试图帮人买通乡试主考，败露后被革职下狱。周樟寿和弟弟被送到舅舅家避难。周福清往上递了一张银票，被判“斩监候”。此后周家每年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因此衰落。
周樟寿15岁那年，父亲病故。年轻的周樟寿过早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不难想象，这会对他的性格产生多么剧烈的影响——梁实秋称之为“偏激”，但同时也激发出他对公平正义的强烈渴望，而这种渴望正是促使他日后投身创造的根源。
两年后，周樟寿离开绍兴前往南京，进入新式学堂求学，并改名周树人。四年后，周树人离开中国前往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周树人到日本的第二年，中国京城一个姓梁的旧式官宦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孩，名治华，字实秋。这年周树人22岁。
梁实秋的祖父梁芝山是河北沙河人，祖先世代务农。梁芝山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之路，为官多年，官至四品。在广东做官期间，打下了丰厚家底。卸任北归时，曾在杭州停留，期间恰逢乡试，梁芝山养子梁咸熙已到应试的年龄，极重功名的梁芝山为使养子参加考试，将梁家的籍贯改为浙江钱塘。
回到北京后，梁芝山买下有30多个房间的宅院——内务部街20号，梁实秋就出生在这间宅院的西厢房，并在这里度过了十几个春秋。
梁实秋父亲梁咸熙原籍河北大兴县，幼年孤苦，幸被梁芝山领养为子，得以上学读书。梁咸熙毕业于京师同文馆之后，供职于京师警察厅，是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尤其酷爱金石学（著名的西冷印社就是研究金石学的）。
梁实秋深受父母宠爱，但在儒家思想浓厚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家族森严的等级尊卑关系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自述“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
梁实秋最早上的学校是离家不远的五福学堂，第一天上学，学监带领着学生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三跪九叩礼，让梁实秋甚为不满，他觉得自比“丧家犬”的孔子应该是有趣的、有人情味的，未必乐意被后人这样跪来叩去。彼时的梁实秋大约5岁，即能有此等见识，可见日后的成就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时的周树人已经弃医从文，师从章太炎，加入光复会了。
促使周树人弃医从文的，就是著名的“看电影”事件。尽管如此，周树人并无民族自卑心理。在23岁时写给浙江同乡的信中，鲁迅发表了对日本学生的看法——“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之上，惟社交活泼，为彼辈之长”。
从文后，周树人想的第一件事，便是办一份文学杂志《新生》，但因经费问题中道而废。后来便想在翻译上多有建树，以此引起国人的注意。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凋敝，并无多少佳作可读，老朽的八股体和文言小说，不仅内容贫乏，情趣亦殊为干瘪。翻译域外小说，在周树人看来，是输进新精神的途径。他与二弟周作人着手从事翻译，用意颇为明显，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
他们翻译了一些东欧民族的文学作品，以及俄国小说，就是著名的《域外小说集》，不过销量只有数十册（目前存世只有七本，已成为珍贵的文物）。周氏兄弟还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弱小民族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为翻译东欧文学而学习德语，这使他在知识来源上更加倾向接受欧陆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存在主义成分，而对英美自由主义感到疏离。梁实秋则深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尤其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影响。
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中说“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本人学识浅薄，目前尚不了解这一说法的依据。
20世纪初的日本掀起一股尼采思潮，周树人开始接触日本视角下的尼采思想，同时赶上由西方波及日本的易卜生热，他阅读了大量易卜生戏剧，对其后来形成“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此时的北京儿童梁实秋却失学了，因为启蒙学校五福学堂关门了。和周树人的父亲一样，梁实秋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自然希望给子女提供正统的国学教育，于是请了一位清朝拔贡，在家里里开辟了一个书塾。后来梁实秋又进入了“当时公认最好的贵族学校”——陶氏学堂就学。这里纨绔子弟众多，个个恣肆骄纵，飞扬跋扈，梁实秋很不适应。191l 年辛亥革命爆发，社会旧秩序土崩瓦解。陶氏学堂校长被杀，学堂关门。小梁同学再度失学了。
危机往往意味着转机，梁实秋上过三个旧式学堂，因为这场革命，终于无需再上第四个了，而是得到了去新学堂的学习机会,即位于东城根新鲜胡同的“公立第三小学”，成为了高小一年级的小学生，开始接受合乎现代文明精神的教育。
这时的周树人已回国两年，就业困难、谋生不易，跌入一生中的最低谷。
《新生》的流产和《域外小说集》的滞销，逐渐熄灭了周树人心中的希望之火，最初的狂热日渐消退。就在这时，绍兴老家传来家信：家中添了朱安（母亲为周树人娶的妻子），生计日艰：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读书还没毕业，就要和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其妹羽太芳子后来嫁给周建人），费用不够。母亲希望周树人回国谋生，以养全家。前途黯淡，背后又生出诸多牵绊，前后合围，留给周树人的回旋余地，也就没有什么了。
1909年，28岁的周树人从日本回到中国。
早几个月回国的许寿裳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周树人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周树人就有了第一份工作——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
有一次，周树人答应学生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前清时代。全校为之惊讶，他却坦然教了。他向学生提出一个要求，"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授课效果竟出人意料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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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19 15:12:07 | |
周树人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还参加了驱逐校长事件。
原校长沈钧儒离任后，当局派了官僚夏震武接任。上任前一天，夏震武要求众人次日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第二天早上，夏果然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穿着袍儿、靴儿来了，他见众教师蓄着短发，又没有设孔夫子牌位，便生气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话音刚落，众人哄然而起。他看势头不对，在仆从拥护下夺门而去。接着他送来一信，信中说开除教务长许季茀，打算杀鸡儆猴，于是众教师当日集体罢教。学生们瞠目而视，震动全省。僵持半个月，当局最后派了较年轻开明的孙智敏来代校长，这一风波才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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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19 16:05:06 | |
1910年9月，周树人应邀去绍兴府中学堂教生物学兼任监学。回到故乡，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后来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假辫子，“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革命总是有些用处的，对梁实秋而言，有了新式的小学可以上；对周树人而言，则不必再受“无辫之灾”，“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周树人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然而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成功”很值得怀疑。
革命成功了，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他（指光复会的王金发）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兵变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幸好梁实秋父亲在警察局任职，还不至为生活犯愁，父子均以读书为乐。
在第三小学的学习，小梁同学心情愉快。诸多课程，梁实秋都能应付自如，取得佳绩。唯独“算术”例外，一提起“鸡兔同笼”一类的算题，脑袋就嗡然胀大，他抱怨说：“象‘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周树人在日本学习时物理、化学还能取得及格，而梁实秋只能说是毫无数学细胞了。
附：似乎文字好的人极少有数学好的，还有两个文字功夫极好的人，也是毫无数学天赋。一个是毛泽东，数学成绩一向糟糕；一个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得鸭蛋，上清华是特招的。
辛亥革命后，王金发主掌绍兴军政分府，任命周树人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
对于这个新政府，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报纸作为舆论监督，于是请了周树人、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创办《越铎日报》。1912年1月3日首刊，周树人写了《〈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后，登了不少得罪新政府的文章。周自述，“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听了这话，周树人觉得很诧异：我领的钱是学校的校款，怎么说是诈取呢?后来才知道所谓诈取，并不是指这钱，而是王金发另外送给《越铎日报》的一笔钱。周树人知道绍兴不能再待下去，于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盘算着外出谋生。
这一年的冬天，周树人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用文言文写成，写一个冬烘先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情形。作者杰出的讽刺能力展露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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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0 10:14:02 | |
周树人辞职之后，得另外寻个职业。他托人介绍准备到上海当编辑，上海那边寄来一篇德文作为笔译试题，考取了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薪水。周做好译文，邮寄上海。谁知上海的回信还没等到，蔡元培的信先来到了，邀请周树人到南京的教育部去。
原来是给周树人介绍过第一份工作的许寿裳，又一次出手相帮，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周树人。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
于是周树人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招请，也许真就去上海当编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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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0 10:41:49 | |
周树人曾在南京求学四年，读的是世人看不上的水师学堂，如今作为新政府的官员故地重游，自然是别样滋味，几多感慨之中还夹杂着些许兴奋。周后来信中回忆，“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
数月之后，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周启程北上，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并开始到教育部上班。他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三个月后，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同时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担任小说股主任。他曾到天津去考察新剧，选择开辟公园的地址，视察国子监及学宫的古文物，主持筹备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参与筹建图书馆的工作。教育部是个清闲衙门，事务不多。职员们上班，常常是喝茶、吸烟、谈天、看报。周树人在他上班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枯坐终日，极无聊赖”的话。
蔡元培重视美育，希望周树人在这一方面多做些工作，这也正是周愿意做的。他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向读者介绍一些有关美术的常识，提出了主管机关在这方面应有的设施。一连好几个星期，他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冒雨前往，而听众却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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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0 15:52:36 | |
1912年到1915年的三年间，梁实秋和周树人同在北京城，一个高小学生，一个政府官员；一个东城上学，一个西城上班。
对梁实秋而言，这是段单纯快乐的读书生涯，尤其偏爱国文和英文，课余还能偷着读些白话小说，新奇世界的画卷正徐徐展开；对周树人而言，起初也是美好、有希望的生活，但这希望很快被一连串的现实击破了。
好友范爱农淹死让周树人很久不能释怀，每每想起，夜不能眠。
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离职，取而代之的是“豚犬”范源濂，他的“长官意志”令周树人在工作中感到痛苦。
而当权的袁世凯也逐渐露出了真面目，他的特务继承了东厂统系，“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1914年2月，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周树人几次前去探望失去自由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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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0 16:57:47 | |
“洪宪发作以前，北京空气恶劣，知识阶级多已预感危险”。当时不论官职大小，北京所有的文官一律都在“东厂”的监控之下。于是人人设法逃避耳目，皆作痴状，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书画，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即是一例。
周树人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打麻将，有的玩字画。他不会打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银玉器，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后又动手抄写，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的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一块汉碑可以抄写半个月，用以消遣时光，是再好没有的。但他还是不愿让时间就这样白白过去，这个期间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完成并刻印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辑本。
周树人每天下班回到的住所是潮湿阴暗的补树书屋，院中的槐树据说吊死过一个女人，除了他自己没几个人愿进来。这时的朱安远在绍兴，而且周始终未将其视为妻子。一个三十出头的单身汉，没有人可以交流。于是一天天，呆呆地坐在院子里，望着夜空中的星星，槐树上的毛毛虫掉到脖子里，冰凉的。
1915年，对周梁二人来说，都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先说周树人。这年秋天，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首刊指明，“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这就是后来的《新青年》。
最初的《新青年》，是用文言体写的，所刊小说也多是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派的风格。也有些批评文章，“还差强人意，都是一些启发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许寿裳给周树人拿了几本《新青年》，说“颇多谬论，大可一驳”。后来周翻了翻，就搁下了。与周作人聊天时提起《新青年》，态度也是冷淡的，并不怎么看得起它。1917年张勋复辟之前，周树人仍是埋头抄贴，别的什么都不管。
但一次关于《新青年》的对话之后，他渐渐发生了转变。
这就是和钱玄同的那次对话。钱玄同是《新青年》的编辑，和周树人同是章太炎的学生。
周树人曾有叙记，“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金心异是林琴南送给钱玄同的别名），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我说：‘没有什么用。’‘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我说：‘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一席谈话，竟能让不问世事的周树人忽然积极起来，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请不要忘记，周树人弃医从文后的第一个理想便是创办杂志《新生》，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当时，另有留日学生办了杂志《河南》，缺人写稿，便向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人约稿，周树人最为勤奋，写得最多。他把想在《新生》上说的话，都放到《河南》上说了。时值清末，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反抗的，便容易激起感应。而其中许多观点，即便放到今天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所以在这里略作陈述。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篇是《摩罗诗力说》，题目白话过来的意思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这是周树人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较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文章介绍了欧洲最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包括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人。
在介绍外国诗人和作品的同时，周树人还正面阐发了自己对文学的见解，表达了对维新人士的不满，直指他们舍本逐末。他深刻地看到：要维新就得有人来介绍新文化，如果没有人来做这项工作，只是到外国去学回一些食品加工、监狱管理等等办法，那么就等待着第二次的维新吧。
在未能完全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他再次批评了“革新武备，振起工商”的“新党”，以为他们不过是“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他们到外国留学，“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文章甚至激愤地说，“故病今日中国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可见他极其反感这些伪革命人士。
而对于颇有号召力的“爱国”口号，周认为“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只不过是“兽性之爱国”。
周树人不赞成这种“爱国观”，认为“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他提出，国家的光荣并不在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在于“艺文思理”为人类作出了贡献。《文化偏至论》指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破恶声论》和《裴彖飞诗论》译稿还没刊登完，《河南》就出了事。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论过于激烈”为由，要求日本当局查禁。杂志被迫停刊。周树人自由的表达戛然而止，言犹未尽。而这一放下，就是十年时间。
周树人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新青年》提倡的改写白话文，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现在钱玄同旧事重提，周树人心中深埋的捻线重又被提起来点上火，创作的热情终于爆发了。
再说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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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2 18:37:53 | |
1915年，梁实秋考上了“清华学校”，此后八年的学习生涯对他一生的影响深远，可以说决定了他的人生追求和事业选择。
让梁实秋报考清华，是梁咸熙一位朋友的建议。清华学校的建立，带有强烈的国际政治色彩。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良心发现，决定退还中国半数“庚子赔款”，但同时要求这笔款必须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清华学校就是这一事件的产物，因此学校不归教育部管理，由外交部统辖，学生毕业后直接去美国接受更高等级教育。
由于当时清华远在郊外，完全进行西式教育，而且八年之后要到美国继续求学，所以一个旧式家庭送孩子上清华，是件不小的事情。梁实秋的母亲知道梁咸熙的决定后，急得哭起来。
梁实秋终于还是报考了清华。由于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而庚子赔款当初又是由全国各省摊派的，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录取学生即应该按照摊款数量的比例分派。
梁实秋应试的癸亥年，他所在的直隶省分得五名指标。参加初试者有三十几人，取十名，而后再经复试遴选五名。
梁实秋自述，“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这巡走进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地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
美国推动建立的现代文明教育，竟是以这样一次滑稽的面试开始的，可见“中国特色”自那时起就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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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4 09:55:45 | |
对于刚刚脱离私塾教育的梁实秋，清华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这所学校既不同于官办或民办“学堂”，与一般的大学也有区别，相较而言具有更鲜明的现代色彩。
清华十分重视英文教学。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数学、地 理、历史（西洋史）、生物、物理、化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律用英语讲授，采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地理、 修身、哲学史、伦理学、修辞、中国文学史等，一律用国语讲授，用中国的教科书。学生毕业考试时，上午的课必须及格，而下午课的成绩则不予考虑。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梁实秋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一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
清华的管理也独树一帜，纪律极其严格。比如身上不许带钱，不许看“闲书”，早晨七点起床，必须于七点二十分准时到食堂吃早饭，每星期必须至少洗澡两次。这对于那些“阔少”、“衙内”来说，不啻于接受了一次严酷的洗礼。梁实秋回忆，“事后想想象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这一时期的梁实秋，“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他热切地阅读《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洛杰爵士杂记》、《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威尼斯商人》等这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学作品，求取新知的强烈欲望推动他进入一个新的观念世界，完成了对自身的主观变革。
青年人一旦做出选择后，其成长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从前，他不断往自己的头脑中塞进经史子集、诗词文章，现在又不断地塞进“进化论与互助论，资本论与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与萧伯纳，罗素与柏格森，泰戈尔与王尔德。”
回到关于周树人的叙述上来。
“铁屋子”对话的当事人钱玄同，则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中回忆，“民国六年，蔡孑民（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陈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君及刘半农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周作人）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周树人出山写作之前，他的学问和思想就已受到同事和朋友们的尊敬。周树人在教育部的同事钱稻孙后来回忆，“当时还没有鲁迅这名字，我们都叫他豫才。”“鲁迅见人不大说话，但很健谈，对谈得来的话很多，跟谈不来的不大对劲的就不大说话。我的老叔玄同很健谈，一谈就一两个小时，他们在一起谈得很多。” “上班时许季茀（许寿裳）就常到鲁迅的办公室来谈谈。戴芦舲、许季上办公的屋子离鲁迅很近，也常去找他，屋里人不断。鲁迅没事不出来找人，都是人家去找他。鲁迅兄弟几个都是这样，周作人在杭州教育司时呆在楼上不出来，很多人不认识他。”“那时一般同事打麻将的很多，鲁迅不打，打牌的人不敢去找他。找他的人大都是佩服他学问的。”
《狂人日记》首发于1918年5月15日4卷5号《新青年》月刊，署名“鲁迅”。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
促使鲁迅写作这部小说可能与他的表弟有关。创作前两年，周树人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周作人曾记述，阮向在西北游幕，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踪他，住在西河路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哺哺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都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阮就来敲窗门，鲁迅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声音十分凄惨。午前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突然失惊，面无人色，眼神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就是常人临死也所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因为亲自见过“迫害狂”的病人，又加了书本上的知识，所以才能写出这篇文字。
《狂人日记》大致內容是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腐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
作品通过描述“迫害狂”患者的感受和他在精神错乱时写下的谵语，从某些“人吃人”的具体事实，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领域内更加普遍地存在着的“人吃人”的本质，从而对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作出惊心动魄的概括。借实引虚，以虚证实。
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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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5 09:45:46 | |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文学的人们的注意。因为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形式。茅盾说，当时“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
茅盾曾在1923年这样写道“这奇文冷隽的句子，挺峭的文调，对照着那储蓄半吐的意义，和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感着不言而喻的悲哀和愉快。”鲁迅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异样的风格”，即作品虽然一开篇就使人笼罩在阴冷的恐惧之中，虽然处处使人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作品中狂人昂扬的斗志，却不能不使人振奋，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在冷峻的文字中还流淌着热烈的感情，还寄托着热切的希望。概而言之，是鲁迅小说“异样的风格”就是寓热于冷。
钱稻孙回忆，“《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是鲁迅在教育部时代写的。比较起来，教育部里的人对《阿Q正传》懂的多一些，认为写得好，《狂人日记》懂的人少，因为鲁迅是学医的，对于狂人的精神面目写得很好，自然而深刻，不懂得医学的人是很难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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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5 09:52:18 | |
鲁迅毕生推崇果戈里，《狂人日记》不但从题目上，而且从整体形式上都借鉴了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二者都采用“以狗喻人”，都呼喊“救救孩子”，有些评论据此认为鲁迅《狂人日记》是抄袭之作。
果戈里本人就曾患有躁狂抑郁性综合征，具备描写“迫害狂”的现实基础。小说主人公原是一个替科长修鹅毛管笔尖的小书记，后来发花痴，单相思的爱上了上司的小姐，处处被人侮辱蹂躏，最后被逼发疯。
鲁迅大概也有意思要学它，写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与果戈里小说里小姐的吧儿狗有点相近，但后来内容转入正题，作者态度就严肃起来。
两部作品形同质异，在思想和创作上有着某些本质的区别。鲁迅在借鉴果戈理小说的同时，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得更为“忧愤深广”，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相比果戈里之改良家的控诉，鲁迅则应为革命者的呐喊。
此外，抛开文学领域这个层面，《狂人日记》还让我们感受到了鲁迅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
附：遍寻不到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只能通过简单的内容介绍来推知故事梗概，两部小说的比较也是参阅一些论文得出的结论。因未亲见原文，难免有失偏颇。
《狂人日记》发表之后，鲁迅紧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1918年冬)、《药》(1919年4月)等小说。
《孔乙己》塑造了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底层人物形象，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鲁迅是怀着悲悯和同情的心情来写孔乙己的，写他受到社会的迫害，艰难地挣扎着活下去，依然保持着自尊和自爱之心。这部作品曾经在1993年至2006年度被纳入香港中学教材。
《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哪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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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5 11:48:31 | |
《药》主人公名叫夏瑜，并没有正面出场，是通过小说其他人物的议论来塑造人物形象。
很多人都知道，《药》这部小说是纪念秋瑾的，“夏”与“秋”相对，“瑜”与“瑾”相对。
然而，秋瑾和鲁迅，虽是同乡，却非同道。
据周作人记载，在日本同住在绍兴会馆，相互认识。有一次周氏兄弟喝醉酒在房间里狂言，革命是男人的事，让女人走开。正好被走过房门前的秋瑾听见。性烈如火的秋瑾一脚踹开房门，把随身的匕首插在桌上，怒道，再听见这种混账话，你们就知道匕首插在什么地方了。把周氏兄弟的酒都吓醒了。
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中记述，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可见，在如何对待日本政府压制中国留学生革命活动的问题上，自费留学的秋瑾与官派留学的周树人、许寿裳等人之间曾出现过激烈的冲突。
绍兴光复后，鲁迅主张为秋瑾复仇，但绍兴都督王金发未予认可。
在鲁迅看来，秋瑾是被同志捧杀的。“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对于鲁迅的冷静，秋瑾认为那是“怯懦”；对于秋瑾的牺牲，鲁迅认为那是“无谓”。上帝是最高明的编剧，恰是这个被她判了“死刑”的人，最终将她的形象永生在文字中。
此次中学课本改版删掉了鲁迅的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药》。
这部小说着重写了开茶馆的华老栓，写了坐在茶馆里吃茶的闲人们，夏瑜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活动，就是为了这样的人群献出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可他们竟是这样的麻木和愚昧。他们不了解夏瑜，不了解夏瑜所从事的革命，甚至还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之类的无稽之谈。这归功于清朝推行的愚民政策，以严酷的文字狱使汉族知识分子钳口结舌。
这部小说对人们的麻木冷漠和看客心理做了一针见血的描述。“很象久饿的人见了食物般，眼里现出一种攫取的光”，到了行刑时，“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经历一回，似乎有点声音，便有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药》发表后一个月，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5月4日那天，清华学校因距北京城较远，平静如常。两三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迅速行动起来，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并汇入了北京城的运动大潮中。
梁实秋自述，“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rebel’，不再忍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一夜之间，五四运动给中国已近坏死的庞大肌体注入一股活力，知识界先驱者与青年学生阶层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激烈迸发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附：梁实秋原话中“rebel”为中文，因原文发不上来，此处作了特殊处理。
和所受家教有关，从平时的处世态度来看，梁实秋属于温和敦厚的好学生。但他却积极投入了运动的洪流，成为学校的骨干分子之一。
从“Student campaign”一开始，他就是活跃分子，参加游行，街头讲演，罗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都有他的份。五四高潮过后，清华学生不仅大搞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建立了“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关。从组织成立起到梁实秋毕业，他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议员。
梁实秋尤为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校长张煜全直接交锋的斗争。
五四运动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煜全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被激怒了的学生，点起蜡烛继续开会。开会期间，忽然发现有一些行踪诡秘的人，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学生们盘问出那些人都属当地乡间的“小锣会”，是学校当局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是乡里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警之类的事变即敲锣为号，群起抵抗，以维持地方治安。不想此处竟被用来对付学生。愤怒的学生们当即停止了开会，把小锣会象紧紧围住，把那些小锣会员们吓得告罪求饶。学生们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画押具结赶出学校。
随后，学生们对张煜全宣战，没用多长时间，就把这位威风凛凛、颟顸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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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6 15:04:39 | |
就在五四运动最高潮时，梁实秋也同时看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目性。
对于上面提到的毁坏汽车事件，他还可以容忍，“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但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则让梁实秋耿耿于怀。章宗祥的儿子和他同寝室，而章宗祥作为“卖国贼”已成为众矢之的。清华“Students campaign”开始后，章宗祥的儿子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我的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了，衣箱里的东西狼藉满地”。梁实秋自述，“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特别是这位同学随后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实秋终生难以释怀。
多年后梁实秋回忆，“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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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7 09:15:27 | |
“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治，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Class boycott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Class boycott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Class boycott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附：中英文夹杂实属无奈为之，原话皆为中文。
“Students autonomy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Class boycott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Class boycott，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一辩，不过Class boycott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确是事实。”
“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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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27 11:14:05 | |
5月4日上午，鲁迅到教育部同事徐吉轩家，为徐父吊丧。下午学生孙伏园来访，向他介绍了当天集会的部分情况。孙伏园回忆，“鲁迅先生详细问我天安门大会场的情况，还详细问我游行时大街上的情况，他对于青年们的一举一动是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的。”当天刘半农也到鲁迅家，谈及集会游行的情况。
从我们所受的教育里，被灌输的一个观点是，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那么鲁迅有没有参加到“五四运动”？
不得而知。此时的鲁迅仍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尚未成为北大或北师大的兼职老师，在学生中还不具有影响力。发表的作品屈指可数，公众知名度亦殊为有限。因此，鲁迅即便投身“Students campaign”，也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
第二个问题，鲁迅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
鲁迅本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在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时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当时公认陈独秀是“革命的前驱者”。
事实上，这时的鲁迅还不是《新青年》的编辑，仅发表了几篇小说。《新青年》，是倡导“民主”与“科学”的理论、政论、评论性刊物，小说并非其最重要版面的内容。刊物总共9卷54号，重要文章是陈独秀的创刊词《敬告青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对于鲁迅在五四中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有一个较为恰当的概括。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作者，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周作人先生。从影响来说，五四时期周作人影响大于鲁迅的影响。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为附和《新青年》中哪一个人而写的。
附1：鲁迅毕生厌恶“遵命文学”，这里说自己做的是“遵命文学”，是一种自嘲的说法。
附2：陈独秀这段话未找到原文，这里的表述引自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
五四风波平息后不久，鲁迅在北京置业，开始一段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生活。
1919年7月，鲁迅以3500元购下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罗姓房屋，一处面积约四亩的大宅院，进门见影壁，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共有20多间房子。“没有丝毫朱门大宅的气息，颇富野趣，特别是夏天，地处偏僻，远离市廛，庭院寂静，高树蝉鸣，天气虽热，感觉清爽。”
鲁迅当时没有孩子，他对几个侄儿尤为疼爱，当初相中了八道湾，一是因为这里古朴幽静；还有就是院中有池塘有空地，侄儿们有玩耍的地方。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写道，“1919年2月，父亲卖掉绍兴祖居老宅，将全家迁往北平。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
附：当时鲁迅大约相当于准处级，月俸240到360块大洋。周作人在北大当教授，薪俸甚在鲁迅之上。不难算出，兄弟俩几个月的收入就可置办出一个家。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待遇最为优厚的年代，除了宋朝，几乎没有一个朝代能与之相比。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十多年后的乡间教师胡兰成月俸6块大洋，亦可独力供养全家。但1920年以后动荡的政局影响到公务员待遇，鲁迅薪俸的发放开始拖延，且不再足额。至1924年，鲁迅官俸的总收入甚至不及其稿酬与讲课费。
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彻底了结祖宅和祖宅留给他的屈辱记忆。
就是这段时间，鲁迅遇到少年时代的伙伴章闫水。闫水年过三十，却满脸皱纹，形容麻木。鲁迅由此创作了小说《故乡》，其中的闰土就是农民章闫水。
除了宏儿是虚构人物以外，《故乡》几乎如实记述了这次搬迁。“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鲁迅满怀同情地塑造了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我希望他们（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4日，鲁迅侍奉母亲，带了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回到北京。经历了多年的骨肉分离，鲁迅终实现青年时代的誓言，使中道败落的周家门第中兴。
鲁迅安排老夫人和朱安住最好的中院北屋，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子女住后院北房西侧三间，周建人、羽太芳子和子女住后院北房中间三间。鲁迅最初住中院西厢房，也就是后来的“苦雨斋”，之后搬到前院南房。
周海婴回忆，“父亲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而他自己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这屋子背阳光，比较阴冷。”
鲁迅请了几位乡亲朋友为中人，订了一份契约，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占一份，鲁迅母亲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鲁迅。
值得一提的是，掌管这个大家庭财务权的是羽太信子。周海婴述，“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彼时身在上海的陈独秀不断写信催促鲁迅为杂志写稿。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后，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回忆，“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
先是《新青年》4卷5号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
鲁迅发表在5卷2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回应了这篇译文。“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附：鲁迅提出道德只适用于人人都能遭遇的事。既然贞只适用于女子，节只适用于寡妇，那么其余的人要求她们守贞或守节就是不公平的。受此启发，我联想到去年地震中一件很有争议的事，似乎道理亦可类推。不知先生倘若在世，会有怎样的评价。
孙伏园编辑的北京《晨报副刊》有一个“开心话”专栏，文字幽默轻松。1921年12月4日专栏刊登了小说《阿Q正传》，作者署名巴人。
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了赵太爷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感到这也许是改善处境的机会。“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这一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一见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他更加高兴的走而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
当他满怀希望前来投降革命党的时候，革命党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倒是赵太爷他们，经过假洋鬼子的撮合，都“咸与维新”，继续统治着未庄。“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而阿Q，竟被诬为盗匪枪毙了。假如阿Q的命运不是这样悲惨，他的革命竟然成功了，那么情况会怎样呢?
“……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阿Q最著名是“精神胜利法”，他这样的穷困，可是他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被人打了，就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甚至因为自己比一切人更能够自轻自贱而感到骄傲。
《阿Q正传》笔调幽默，但并不是轻松的文章。从第二章起，它就不再在“开心话”专栏，移到“新文艺”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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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8-31 10:47:55 | |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预言，“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十多年后，他同美国朋友斯诺有一次谈话，斯诺问他，“你认为在中国阿Q依然跟以前一样多吗?”鲁迅大笑道，“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哩。”
鲁迅逝世后不久，在筹备编印《鲁迅全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提出要抽掉《阿Q正传》这篇作品，理由是歪曲了辛亥革命。
罗曼•罗兰看了《阿Q正传》的法文译稿，就把它推荐给巴黎《欧罗巴》月刊发表。荐稿信中说，“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人一半是流浪汉，困苦潦倒，被人瞧不起，而且他确实也有使人瞧不起的地方，可是他却自得其乐，并且十分自豪(因为一个人既然扎根于生活之中，就不得不有点值得自豪的理由!)。最后，他被枪毙了，在革命时期被枪毙，不知道为什么。使他郁郁不乐的却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人们叫他在供词下边画一个圆圈时(因为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的圈圈画不圆。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你愿意读一读这篇不长的稿件吗?如果不，我只好另作处理。可是，请你还是把它发表在《欧罗巴》上罢!”
《阿Q正传》受到盛赞的同时，也招致许多批评。创造社的成仿吾评论它为浅薄的纪实传记；激进的文学青年甚至指斥《阿Q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
1956年，何其芳的《论阿Q》曾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但钱钟书却赞成何其芳的观点。钱钟书不赞成把阿Q精神看成原创的人物性格，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学作品中都能找到，并以《夸大的兵》、《女店东》、《儒林外史》等作品中的人物和宋、金史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
钱钟书在他一生的文字中，极少提到鲁迅。但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被问及对鲁迅的观感，钱钟书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他只适宜写‘短气’的文章，不适宜写‘长气’的，像‘阿Q’便写得太长了，应当加以修剪才好。”
一天，周作人上完课，叫了辆包车，把校长蔡元培请进八道湾。鲁迅陪着这位老同乡老教育部长参观新居，蔡元培感叹说，院子真大，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蔡元培看了鲁迅的《古小说钩沉》，于是有了请他系统讲授《中国小说史》的计划。周作人极为赞赏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蔡元培表示支持周作人把“工读互助团”办下去。
蔡元培还向他们表达出对《新青年》出现思想分歧的担忧。此时，哲学教授胡适和历史教授李大钊已展开辩论，胡适派要继续搞学术，大钊派希望发动政治革命。
就在这两派激烈冲突的缝隙中，周氏兄弟进入了创作黄金期。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皆诞生于此，短篇小说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上卷亦在此期间完成。
随着周氏兄弟在文坛声誉日隆，八道湾11号逐渐成为学者的高级沙龙，李大钊、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等都曾来此畅谈。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时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1920年4月7号，27岁的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毛泽东来到八道湾，拜谒“新村”运动的倡导者周作人。让他十分遗憾的是，鲁迅恰好不在家，因此毛泽东和他终生推崇的文化旗手，始终没能谋面。
1920年8月2日，鲁迅从北大中文系主任马裕藻手里接了蔡元培签署的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 到1926年8月离京，鲁迅在北大任教6年，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课程。但因为他是教育部的官员，在北大是兼职而非专任，所以始终当讲师，而没有教授的名义。
其实早在三年前，鲁迅就和北大结缘了。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请鲁迅为之设计校徽。鲁迅在1917年8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当时即被采用，后因故长期弃用，80年代始重新使用。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便于制作圆形的徽章。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个人，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也有人说，图案是低垂的眉梢与眼睑，下撇的双唇及嘴角，构成一张哀伤、绝望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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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1 14:37:13 | |
后来，蔡元培曾回忆说，“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岂明(周作人)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蔡元培1916年接手的北大（“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北京大学”）还是一所暮气沉沉、腐败不堪的学校。当时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几乎每个学生都带了一个听差到学校里来服侍。他们在逛窑子这一方面名气甚大，与参议院、众议院齐名，有所谓“两院一堂”之称。
蔡元培锐意整顿，推崇“兼容并包”，一方面聘请了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另一方面则留任了张扬旧学的辜鸿铭、黄侃、陈汉章、林损等人。一时间，在北大校园内，西装与马褂纷呈，各派学人并存，人才极一时之盛。
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新派也不示弱，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大骂国粹派。北大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彼时的北大，已成为历史的胜景，供后人景仰。
附：黄侃是章太炎大弟子，也是鲁迅、周作人的大师兄。周作人曾对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虽是同门，黄侃却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做法，尤其是最得意的高足傅斯年倒向胡适阵营，更令他心生恨意，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
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学生讲课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
再一次，北大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黄侃起身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再复一次，胡适在宴会上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胡适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忍气吞声。
而在和“国粹派”的论战中，鲁迅不仅口诛，而且笔伐，其中重要的一篇是《随感录三十五》：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观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开了海禁的缘故，所以必须保存。但海禁未开以前，全国都是“国粹”，理应好了；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倘说：这是不学成汤文武周公的缘故；何以真正成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后有殷顽作乱；后来仍旧弄出存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阔个不休，古人也都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
鲁迅在《现在的屠杀者》中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对于那些只想利用外国的科学技术来维护旧文化的人，鲁迅在《随感录四十八》里写道，“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附：“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让我联想到一个著名的电视节目和一些由此出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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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2 11:19:00 | |
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有关“青年必读书目”时，提出了被很多人认为过于激进的观点，“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我主张青少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鲁迅曾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来书问童子所诵习，仆实未能答。缘中国书页页害人……汉文终当废去，该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但我辈以及孺子生当此时，须以若干精力牺牲于此，实为可惜。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宜，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诵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能自由，则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少年可读之书，中国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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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2 11:33:39 | |
话题拢回。
1920年12月24日，鲁迅第一次到北大讲课。没有正式的讲义，鲁迅根据自己多年收集整理的资料编写了讲义。鲁迅不像那些洋派教授似的西服革履，而总是一身灰布长衫。他没有皮包，来校讲课的时候总是带着一个不大的手巾包，里面放着讲义和一些学生请他审阅的稿件。
后来成为北大副校长的魏建功当时还是一名青年学生，他说，“先生讲课的精神跟写杂感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那时听先生讲课实在是听先生对社会讲话。”
诗人冯至在《鲁迅在北大讲课的情景》中说，“鲁迅每周一次的讲课，与其他枯燥沉闷的课堂形成对照，这里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这本是国文系的课程，而坐在课堂里听讲的，不只是国文系的学生，别系的学生、校外的青年也不少，甚至还有从外地特地来的。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一九二四年暑假后，我第二次听这门课时，鲁迅一开始就向听众交代：’《中国小说史略》已印制成书，你们可去看那本书，用不着我在这里讲了。’这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边译边印，把印成的清样发给我们，作为辅助的教材。但是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谈论涉及的范围比讲’中国小说史’时更为广泛。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譬如谈到秦始皇，他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志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为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
“每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教室，喧闹的教室就只剩下了呼吸声——大家听着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灵魂的历史，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附：李敖曾说，“我爸爸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没有错，上过鲁迅的课也没有错，我是告诉大家鲁迅有的时候啊，会有那种横眉冷对很扩张的现象，把那个考试的试卷一撒撒到满地，让你们捡，有这种过分的跟人不友好相处的这种局面出现。”李敖亦未亲见，仅是转述，具体细节和前因后果已不可知。权且一读。
让我们移步换景，从北大踱到隔壁的清华园，看看五四洗礼后的梁同学在忙些什么吧。
风潮甫告平息，清华园内出现了一个“小说研究社”，由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六个在校学生发起成立的，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随后团体进一步扩大，比梁实秋早两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加入，朱湘、孙大雨，谢文炳、饶孟侃、时昭瀛、杨世恩、吴景超等先后加入，闻一多建议将社名改为“清华文学社”。
此后梁实秋与闻一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闻一多曾反复热烈表白，“实秋啊！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了约，你能允许吗？”“现拟往科泉与实秋同居?然与实秋同居讨论文学，酬唱之乐，当远胜于拘守艺城也。”“有友如实秋，月为三四书来，真情胜于手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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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3 09:06:36 | |
众所周知，后来梁实秋、闻一多与胡适等组成新月派。梁实秋终生视胡为师长，执弟子礼甚恭。而对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则不太可气，他这样说郁达夫，“无行的文人中之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据傲的赤裸的招供出来，名之日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做下这等事了，你们来表同情与我，你们快来赞叹我！我敢做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事吗？做了敢于承当么？’这样的论调时常就可以震慑住一般的人，于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对于郭沫若，梁实秋则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然而，清华时的梁实秋对胡适与创造社诸君子的态度，恰好是完全相反的。
胡适的《尝试集》诗集问世并提倡“话怎么说，便怎么说”后，闻一多说，“感谢实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现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
梁实秋与闻一多也是拥护诗歌革命的，对新诗的诞生表现出极大热情，但对“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依旧十分看重。因此，他们推崇郭沫若的《女神》，而对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则甚为不满。
梁实秋说，“我们以为诗可以用白话写，但白话并不等于诗，诗还是要有诗意才行。象胡适先生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那样的白话诗，我们就不大欣赏。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怎能不想起人儿远呢？’，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厕是第一件大事?’，这一类的句子更不象是诗。”
于是梁实秋和闻一多相继写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闻一多的《冬夜评论》曾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许久不见答复，请求退稿也没有回音。这使他们敏感的心灵受到了刺激，愈发感到有公开发言的必要。梁实秋父亲梁咸熙伸出了援手，拿出一百元，使四万字的《冬夜草儿评论》得以出版发行，书中写道，“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后来这本书成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
《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出版后，胡适主持的《努力》周报载文予以反批评，闻一多说，“北京胡适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呢？”
为了共同对抗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派，梁实秋、闻一多同创造社结下一段短暂而密切的友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正是《冬夜草儿评论》一书。
此书出版后，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给他们一封信，令他们大为兴奋。郭沫若在信中以诗人特有的激情，引梁、闻为知音，信中说，“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见两颗明星，如在蒸热的炎天得饮两杯清水；在海外得读两君评论，如逃荒者得闻人足音之跫然”。
在这之前，梁实秋、闻一多早对郭沫若的《女神》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其是“现代第一诗人”：而今，他们更有如琴师俞伯牙终于遇到了钟子期。“我们应该满意了。郭沫若来函之消息，使我喜如发狂。我们素日赞扬此人不遗余力，于今竟证实了他确是与我们同调者。”适逢一个外国刊物正在评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闻一多告诉梁实秋，“昨见田汉曾得一票，使我惊喜，我立即剪下了一张票格替郭君投了一票。”
从此之后，梁实秋、闻一多同创造社诸君子的友谊迅速发展。在《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上，梁实秋的诗、散文、小说占据了突出位置，俨然是创造社的盟军。
这一期间，梁实秋、闻一多对创造社成员们的赞美不断升级，“你信中提到沫若所讲关于艺术与人生之关系的话，很有见地，”“假如全国人都反对我，只要郭沫若赞成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当今诗人郭沫若、田汉、徐志摩颇可观，此外无人也”。
闻一多给家人信中曾写道，“昨与友人梁实秋谈，得知郭沫若在沪卖文为生。以郭沫若之才学，在当今新文学界应首屈一指，而穷困至此。世间岂有公理哉！”
梁实秋出发赴美前曾短暂滞留于上海。一天，梁实秋、郁达夫一同去拜访郭沫若。谈话间，他说起自己患甲状腺肿，学医出身的郭沫若立即热情的说，“我是医生，我来给你看看。”随后又是翻书查资料，又是诊察，详细的解释病源病状，力劝梁实秋抓紧治疗。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到中午时，郭又坚留午饭，“一巨钵辣椒炒黄豆芽由其日籍夫人安娜捧置桌上，”梁实秋吃得很尽兴，深为朋友能以诚相待而激动万分。晚上，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坚邀梁实秋到会宾楼畅饮，由于有书店老板的儿子跟着结账，四人放开酒量痛饮，结果喝得酪酊大醉。
就在梁逗留在上海这个期间，创造社提出了一个重要提议，要把《创造》季刊的编务委托梁实秋和已在美国的闻一多代为主持。闻一多甚至说，“实秋已被邀入创造社。”至此，梁、闻同创造社的关系已达巅峰。
然而，表面上的热闹往来并不能掩盖梁实秋、闻一多与创造社诸君子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最终分道扬镳是必然的。
回忆最初与创造社订交，梁实秋的话中就透出了些许端倪，“我有一次暑中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到了哈同路民厚南里，见到郭、郁、成几位，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生活的清苦，而是他们生活的颓废，尤以郁为最。他们引我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茶围，这一切对于一个清华学生是够恐怖的。”
而后，郁达夫北上到北京，找到梁实秋，当面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访圆明园遗址，梁欣然承诺；二是逛北京的四等窑子，梁登时悚然。
所以，不难解释梁实秋为何拒绝了创造社的邀请。
在文学方面，梁实秋、闻一多也有不同于创作社的目标和追求。自与创作社订交后，二人的作品可以随时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
然而，就在这一时期，他们却决定要另起炉灶，办起一个纯文学刊物。梁实秋打算筹办月刊，刊名拟为《红荷》。闻一多建议，“我看倒不如将其材料并入杂志而扩充杂志为季刊，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好不好？”故又改为半年刊，创刊号的稿件都已基本集齐，但由于种种原因办刊计划最终搁浅。
尽管没能办起自己的刊物，但作为《清华周刊》的编辑，梁实秋、吴景超他们每周编写一期篇幅达一百八十页的稿子，还得自撰社论，任务繁巨。梁实秋曾自豪的说，“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维持出版一种一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
“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攻击，那时的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象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敖），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辨驳问难，盖自此时始。”
梁同学“喜欢和人辨驳问难”，从1922年夏到1923年夏的一年间，他至少参与了当时文坛上的三次论争。
第一次笔战的对手，是周作人。
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诗底进化还原论’》，文中提出，“诗的目标是美的……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丑得多”。洋楼和小火轮，电报和革命，如厕和小便，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狗和畜生，都是“丑不堪言的字句”，不宜入诗。
周作人于是写了《丑的字句》予以反驳，“诗是表现个人情思的东西”，“何以瓜皮艇子、茅屋、尺素书……是美，而小火轮、电报、洋楼……则丑”。他以为，如果有人坐了小火轮，忽然有感，就可以作诗，难道可以不准他用小火轮，只能用夷舶、方舟、瓜皮艇子吗？“字的运用是作者和自由，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不准入诗，也不能规定什么字非入诗不可”。
1922年6月25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一文，反对周作人的观点。他认为，美应该成为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不美无以谈诗。所以他反对“小火轮洋楼电报”也可以入诗的观点。他坚持“丑”的字句象“小便”“如厕”之类决不可写进诗中，那样会把诗美破坏净尽。他举出湖畔诗人中的一句“一只母鸡被一只雄鸡强奸了”，认为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
附：争论很热烈，有多名学者了参与论战。虚生写了《诗中丑的字句的讨论》，柏生写了《关于丑字句的杂感》，景超有《一封讨论丑的字句的信》，东峦有《让我来搀说几句》等等，都发表在晨报副刊上。
主张丑字可以入诗的周作人一方提出整体和局部的矛盾，但并没有回答梁实秋关于生活中的丑可能不可能转化为艺术的美的问题，倒是徐志摩等人的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有力地反驳了梁实秋的论点。强奸不可入诗吗？徐志摩就写了“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烟筒不美吗？郭沫若就说烟筒上面开着“黑色的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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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6 11:03:24 | |
选择梁实秋是因为鲁、梁曾经有过长达数年的正面交锋。
还有一个因由，就是中学语文课本的去鲁入梁。
至于鲁迅和胡适的比较，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了，以我有限的知识，很难写出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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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竹江秋阳 回复日期：2009-09-04 22:52:29
前民国历史虽短，却出了无数民族精英人物。当然，如果要比较的话，我觉得还是鲁迅和胡适会更有看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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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6 15:35:53 | |
随着争论的深入，梁实秋的思路逐渐清晰，十年后他同鲁迅及左联诸公争辩，其基本思想此时已初具雏型。
“我们不要把情感看得太不值一文钱。诗自然是止于表现情感而已，但是人的情感不是都可以在诗里表现的，要经过一番刷洗涵养的工夫，要经过选择删裁的手续，然后才有在诗里表现的价值。丘八爷口里的’他娘的’、洋车夫口里的’XX’，未尝不是情感，XX亦未尝不真，然而诗人采取这类材料时，不能不计较字句的丑不丑了！即以现在所谓诗人的诗而论，除一本《女神》以外，所表现大半是些情操，不是情感。”
“东峦先生说：’无论谁们尽有作诗人的资格’，我想资格二字还待解释。诗人必备的资格是什么，且不必讲；假如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也就不成为诗人了。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称号，以别于非诗人的，我以为人人皆有作诗人的可能（Posgibility），但人人不能皆有作诗人的必能（Proba-hillity）。诗境即是’仙人境界’，因为都是超脱现实世界以外的——想象的。所以学诗无异于求仙。离开现实世界愈远愈好，工部称青莲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这是诗人特备的资格。放翁有一绝：’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可怜现在的一般诗人’无仙骨’而妄学诗啊！我要首先向无仙骨而妄学诗的人说：’不要作诗罢！’”
div class="post"> 接着，梁实秋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展开了论辩。
梁实秋代表《清华周刊》编辑部，邀请梁启超、胡适等拟写《国学入门书要目》，主旨是“指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
吴稚晖称梁启超的书目为“灰色的书目”，专门写文进行嬉弄谐谑，指其“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灾梨祸枣”“可发一笑”，“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
于是梁实秋写了《灰色的书目》反唇相讥，“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误解、孟浪！”“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要专门的人材，无须乎‘大批的造’，”“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
表面上看，梁实秋持论似较吴稚晖公允，但难免有为“国粹”辩护之嫌。
吴稚晖以此软肋进行反驳，“梁卓如（梁启超）先生在二十年前，对了张之洞的书目，虽不曾做有刚刚反对的文章，却有着不言而喻反对的精神。这是现面盎背，当时自命新人物者，个个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旧国粹派者，个个把那精神衔之刺背，骂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路和辨驳的论点’的，所在皆是。”
此番论战，梁实秋算是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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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7 10:44:28 | |
鲁迅曾说，自己的文章要30岁以上的人才读得懂。
王本朝则说，“阅读鲁迅需要积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有较深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有自己的审美鉴赏力，否则，对读者自己是一种负担，对鲁迅也是一种伤害。”我深以为然。
和gagger恰恰相反，我少年时读鲁迅没什么感觉，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喜欢鲁迅了。
与大家共享何满子的一句话，“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彼时的梁实秋二十岁上下，论战中难免少年意气。
梁实秋与朱大枬等就小说创作中的“新某生体”展开的争论，便情形激烈。朱大枬把当时一些新小说家喜欢在作品中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作法讥诮为“新某生体”，讽刺“天赋中国人以两种特质——仿效和懒惰”。
梁实秋以新文学的护卫者姿态一连写了四篇文章与对手论战。“用罗马字母的办法，本来未必一定是好，尽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若有反对的意思，大可明白的说，不必深文罗织，硬派做新的’某生体’。这种举动，就如北京的官宪乱拿过激派的头衔给人戴，一样的可笑。”
同对手朱大枬的笔战还算心平气和，但助战的蹇先艾却使梁大为光火。蹇先艾写道，“我正想收场，章彬如来了向我说：‘上海创造社的人，惯用mpst代小说的地名人名，梁实秋先生正在与创造社联络，所以他不能不有这种反响’。我笑得口都合不拢来。如果真是这样，实秋君！可惜你白费工夫了。”
梁实秋以少见的激愤口吻回击道，“章彬如是何许人，我完全不知。不知菱君根据什么敢以‘章彬如之心度梁实秋之腹’！”“我梁实秋是把文学当做献身的事业的，凡是以正当的态度研究文学的都引为同志。文艺里有主义的不同，没有偏辟的党见。梁实秋生就的一身硬骨头，不怕嘲骂，不避嫌疑，不惜费纸费笔费精神！我和创造社是有联络，（虽然不是‘正在联络’），然而这没有什么可耻。文学研究会若和我主张相近态度相合，我也要联络；曦社若是分子优秀头脑清楚的，我也要联络；我不是把文学当做饭吃的，不想凭借会社的势力欺凌别人的。我和创造社同人只是文字之交，道义之交，彼此互相监督不稍假借；我没有做过与创造社同人狼狈为奸的行为，我没有用过创造社的半个铜子。一切猜疑我的人们，息了你们的卑鄙的念头罢！”
但纵观几次争论，梁同学总的说来还是保持了“绅士风度”，内容上注重以理服人；形式上注重谦逊平和。此后一生的文字，他基本都保持了这种“绅士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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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07 17:07:00 | |
清华文学社计划邀请名家来校演讲。
最先请的是周作人，而前去邀请的就是梁实秋。
这次邀请意外地让梁实秋第一次见到了鲁迅，“转弯抹角的找到了周先生的寓所，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的平房，正值雨后，前院积了一大汪子水，我被引进去，沿着南房檐下的石阶走进南屋。地上铺着凉席。屋里已有两人在谈话，一位是留了一撮小胡子的鲁迅先生，另一位年青人是写小诗的何植三先生。鲁迅先生和我招呼之后就说：‘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
周作人讲演的内容是《日本的小诗》，主要是向青年学子介绍日本的一种叫做俳句的诗体，这个题目似乎更适合用于做论文，而不适合用于演讲。这事实上，除了内容枯燥外，周作人声音过低、乡音过重，使听众听得吃力，演讲效果大打折扣。
但是和周作人的第一次见面却给梁实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院正房三间，两间是藏书用的，大概有十个八个木书架，都摆满了书，有竖立的西书，有平放的中文书，光线相当暗。左手一间是书房，很爽亮，有一张大书桌，桌上文房四宝陈列整齐，竟不象是一个勤于写作人的所在。靠墙一几两椅，算是待客的地方。上面原来挂着一个小小的横匾，‘苦雨斋’三个字是沈尹默写的。斋名苦雨，显然和前院的积水有关，也许还有屋瓦漏水的事情，总之是十分恼人的事，可见主人的一种无奈的心情。俄而主人移步入，但见他一袭长衫，意态悠然，背微佝，目下视，面色灰白，短短的髭须满面，语声低沉到令人难以辨听的程度。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
对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梁启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梁实秋和梁思成（梁启超长子）是同学，利用这层关系，他很顺利就请来了梁启超。
梁实秋后来写下了《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这篇文章就是新版高中语文课本首次引入的梁实秋作品。
如果仔细审视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其中埋藏着许多巧合和暗扣。梁实秋自述清华期间受梁启超影响最深，他也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学生。而鲁迅则是章太炎门下学生。原来早在两个学生开战之前，两个老师就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章太炎和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人气质相同，都一时引思想界之潮流。二人经历类似，都研习古文，都是国学大师。二人也都是靠笔杆子起家，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办报，因倡导维新而闻名宇内；章太炎因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宣扬革命而蜚声海外。
章太炎最初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后来给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寄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在上海期间，他结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在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中担任编辑，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章太炎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继而重返杭州。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一道海捕文书，章、梁都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期间，章太炎一度跟梁启超交往甚密，并在梁的介绍下结识了孙中山。
与孙中山的频繁接触让章太炎逐渐抛弃了维新思维，渐趋革命，最终跟维新派分道扬镳。章太炎最著名的文章是发表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维新派彻底划清界限，直斥导师康有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舞词弄扎，眩惑天下”。
1906年至1907年间，章、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的起因是康有为写了一篇《法国革命论》，排斥革命，主张维新。章太炎此时已接手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7月到12月，仅半年的时间，《民报》就陆续刊发了一些铁杆革命党如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措辞严厉的文章，几乎占据了报纸一半以上的篇幅。章太炎还亲自操刀，写下了《箴新党论》，文中详尽地叙述了维新派的演变，并分析总结了维新派的诸多致命伤，如缺乏胆识，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
面对如此咄咄逼人的态势，梁启超渐感不支，就托与两派均有交往的湖南人徐佛苏出面调停，但章太炎丝毫没给徐佛苏面子。又是半年时间，革命与维新的优劣越辩越明，维新派也逐渐被赶往绝路，纵是梁启超也回天乏术。梁启超不得已又托徐佛苏，辗转找到了革命党中坚宋教仁出面调停。宋教仁的面子比徐佛苏要大，为了给宋教仁台阶，章太炎同意不再采取攻击谩骂的方式，但并不愿就此罢战。
1907年的冬天，维新派机关报《新民丛报》宣布停刊，给这场持续一年多的笔墨官司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章、梁一生交恶。后来清华国学院准备聘请二人担任国学院导师的时候，梁启超原意出任导师但不愿司职院长，而章太炎更是一口回绝了清华的邀请，理由——“耻与梁启超为伍”。
附：需要指明的是，这次论战是在革命派日渐兴旺、维新派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下展开，章太炎的胜利是大势所趋。
时隔一个世纪，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选择君主立宪也许未必落后于革命立宪。革命派倡导民主共和，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争执的根本不是政体而是实现政体的具体方式。康有为当时说：“以共和立国，以我国的国情，只会导致军阀割据，国分裂而民涂炭。”事实也诚如此言。
其实，思想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执行得好，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都是好的。可惜，鲁迅早就有预言，“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1922年的鲁迅实在有理由感到沮丧。
前面说过，八道湾的财政大权由羽太信子掌控，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悉数上交。周海婴回忆，“……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平均每月仅收到200圆，有时甚至100圆。最糟的是，不仅不能足额发放工资，而且经常拖欠。
事实上，五四风潮后，直到北洋军阀政府颠覆，拖欠教育经费长达7年之久，而且愈演愈烈。欠薪有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京八所国立院校的教职员薪金。鲁迅兼而有之，因为他既是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公务员，又是北京大学的兼职讲师。但是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出，对于教育部公务员们组织的长期“索薪”斗争，鲁迅一开始的态度并不积极。
1920年教育部员第一次组织“索薪团”，到财政部sit-down strike。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6月3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 strike petition。8月15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以上事件在鲁迅日记中均未见记载。
相反，这一时期鲁迅正忙于四处借钱，“……4月5日上午从齐寿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圆的高利贷）；4月26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从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10月24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11月3日晚从齐寿山借泉卅；11月9日从大同号假泉二百，月息一分，还齐寿山卅。 ”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鲁迅有时还借高利贷，可见经济窘迫至何种地步。
12月16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鲁迅与15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终于正式参与“索薪”抗争。
经济陷入困境之外，鲁迅的仕途也走入一个低潮。
这一年，汤尔和出任教育总长。
鲁迅、许寿裳、汤尔和是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职的同事。鲁迅日记有述，1914年1月5日，“午后汤尔和来部见访，似有贺年之意”。如今汤尔和官运亨通，后来居上，成为教育部最高长官，想必鲁迅会受到触动。
历数鲁迅任职期间，总共更换过38任教育总长、24任教育次长。除了“学问道德亦不待赘言”的蔡元培，除了与鲁迅交厚的董恂士教育次长，其他人皆不入鲁迅法眼。范源濂总长演讲，“其词甚怪”；海军总长刘冠雄兼任教育总长绰号“痰桶总长”；梁善济“不了了”；最极端的例子是1925年的教育总长王九龄，竟有贩卖烟土的劣迹，被教育产和各校教职代表阻止入部办公，免职了事。
令人不禁起疑，以鲁迅的才能，在教育部任职长达14年，何以久任不迁？
附：汤尔和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蔡元培很信任他，请他提名北大文科学长的人选，他推荐了陈独秀。后来，又因他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迫使陈最终离开北大前往上海。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蒋梦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也是蔡元培听从他的建议。
七七事变后，汤尔和任伪政府教育总长。汤曾劝说周作人出来做官，他去世后，周作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北洋政府教育部分3个司，即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还有编纂处、参事室和秘书室，最多的时候也就200人。和眼下这个组织庞大、无所不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共有24个司局，人数不祥）相比，算得上简陋寒伧。
社会教育司一共就两个科，总共20多人。鲁迅是第一科科长，他的顶头上司、社会教育司的司长夏曾佑是维新党人，当上司长时已年届五十。钱稻孙回忆，“夏学问很好，在当时也比较有科学的头脑，但思想上很忧郁，因为当时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引起人的不满，同时袁世凯也开始了对革命派的暗杀，稍有一点思想的人都是不满意的。夏曾佑整天喝酒，结果肝硬化死掉了。”“后来的司长是高阆仙，很敬重鲁迅。”
附：北洋政府没有处级，从科长直接到司长（局级）。所以，鲁迅的职级相当于现在的处级或副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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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0 11:46:21 | |
鲁迅是个认真的人，既然拿着官俸，做事自然不会马虎，本职工作完成不错，很是可以挑出几件像样的成绩。
第一个，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完成了设计国徽的任务。钱稻孙回忆，“总统府要定国徽，由陈任中传达，让鲁迅、许寿裳和我同拟。”“当时拟定国徽的思想是想把君主的地位，拉到全国人民身上，差不多许多事情都是这种思想作底子，也就是说希望把皇帝的地位，普遍到每个人身上。”“我们三人其实都是外行。起草由我负责。国徽的说明是鲁迅写的。图案并不很好，但文章写得很好，是用六朝文写的，部里其他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教育部的人都很佩服。”
第二个，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钱玄同、黎锦熙共同撰写注音提案，汉语注音字母（6、夕、门、E……）后来通行了几十年。钱稻孙回忆，“读音统一会开始时大约有二百人左右，议长是吴稚晖”“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乱吵一通。提案也很多，有的主张用音韵来代，反对的说，各地方言音韵都不同；有人主张去掉汉字，反对的说，去掉汉字就是割断了中国的历史；有人主张用简字，反对的又说，简字是不正当的，等等。彼此骂得很凶，甚至骂‘王八蛋’，有一次甚至抓起了椅子要打。”“争的不相上下，我们教育部的五个人提议用注音字母的方案，大家同意了。因为这三十九个注音有许多好处，是篆字演化来的，又是独立字，又有音韵，笔划少，所以大家同意了。教育部的五个提案人有许季茀，周豫才，我，黎锦熙，另外还有北大的钱夏。这些提案人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章太炎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
第三个，参与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的建设。他与司长高阆仙制定了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总馆筹备计划；到中山公园开辟阅览室事情，为开办通俗图书馆做准备；为筹办历史博物馆，他还捐出个人收藏的文物。
第四个，鲁迅亲手筹办了儿童艺术展览会，钱稻孙回忆，“具体事务就是鲁迅一个人忙，这也是一个新工作，都不懂，鲁迅做这工作也是摸索的。”“展览会开始时，全部筹备人员都来看摊，观众很踊跃，很多人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有时中午附近饭铺的伙计穿着白工作服就来了。午饭是轮流去吃，轮流休息看摊，因为中午参观的人多，也很杂乱，结果还是丢了不少的展品”。由于展览会办得很圆满，鲁迅因此获得教育部的一枚奖章。
他还参与整理大内档案、接收《四库全书》等等。一次，办公室里堆着一批送往德国参加万国博览会的文物，他甚至通宵守卫，不眠至晓。
工作努力，成绩显著，和上司的关系也不错，鲁迅长期得不到升迁，从表面上看似乎找不出什么原因。
然而，鲁迅有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官场特有的气质，简称“官气”。
在中国官场，这是最要紧的，工作成绩如何是次要的。
钱稻孙回忆，“当时的人官气很厉害。譬如有一次，我和鲁迅从益昌吃饭出来回教育部，看见街上一辆洋车翻在道旁的水沟里，车夫一个人没办法，我和鲁迅就帮他把车搬了出来。这件事曾被别人笑话过，街上的人也觉得可笑。不过当时教育部的官气还不太厉害，内务部的官气才厉害呢。”
其实早在绍兴，鲁迅被王金发任命为校长的时候，就已经显露端倪了，他曾忿忿地对母亲说，“绍兴地方不好住！在在绍兴非要走衙门，捧官场不可。这种事我都搞不来！”
陪会是官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但鲁迅不喜陪会。他日记中的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美国人海端生者来部，与次长谈至六时方去，同坐甚倦。”
还有一点，做官要有官相，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中国官员的衣服是比较考究的。可是鲁迅衣着随意，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
附：鲁迅的经典形象大家都知道，无需我多言。可是，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刚结婚的时候，他曾被乡人看成漂亮的人物。从归国初期的照片上看，他西装革履，英气勃勃。
辛亥革命之后，他的个人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神色苍白，面容削瘦，头发根根直竖。由于衣着简朴，鲁迅理发时被敷衍了事，去高级饭店被门僮阻拦，诸如此类。不仅在穿衣上，鲁迅平时铺盖的被褥都是很薄的，褥子是旧得已经发硬的棉花套，不过三公分厚，被子也是很单薄的。他冬天不愿穿棉裤，一年冬天特别冷，朱安特为鲁迅做了一条新棉裤，趁鲁迅外出时放在他的床上，但他一回家就把棉裤送回去了。鲁老太太托孙伏园去劝他穿上，鲁迅说，“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
有人说，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推崇魏晋风度，名士就是这样洒脱不拘的。我不大赞同，鲁迅家乡绍兴，是典型的南方男人，他是很会生活的，也很爱整洁。之所以这样苛待自己，郁达夫认为是禁欲的原因，可能有点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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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1 11:39:46 | |
1922年也不全是灰暗的。
2月24日，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出现在八道湾，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欢乐，也给周氏兄弟一段其乐融融的难得时光。
爱罗先珂的作品揭露社会黑暗，富有惊人的人道主义，此前鲁迅就很关注他，刚编译完成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学者孙郁认为，“鲁迅在译书时，用自己灰色的体验，重染了爱罗先珂的感伤，好像那文体间，有呼应的东西在。”
年约三十的爱罗先珂，四岁时因患麻疹双眼失明，幼年在莫斯科盲童学校读书，受到粗暴对待，长大后凭借自己的聪慧和音乐天赋，赴伦敦皇家盲人师范学校学习，后辗转于日本、泰国、缅甸、印度，因为“宣传危险思想”被四处驱逐、流离失所，最后来到中国，幸而得到中国学者的热情帮助。蔡元培是世界语爱好者，先前就在北大设置世界语课程，但一向乏人问津，所以就邀请爱罗先珂到北大教世界语。因为爱罗先珂懂日语，蔡元培就安排他住在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家中。
对于这个接待任务，周氏兄弟欣然从命，热情相迎，把他安排在周作人所住后院的东屋。爱罗先珂“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他住进八道湾之后，世界语爱好者、无政府主义人士、外国人等纷至沓来，有的客人索性就住在八道湾。周作人成了爱罗先珂的专职秘书、向导、翻译，代领薪水、换钱、代写书信、记录讲演稿、代发电报、陪同并翻译演讲、陪同出游、饮宴应酬等。
爱罗先珂在北京的演讲曾轰动一时。他在各校演讲了《春天与其力量》、《俄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女子与其使命》等等，周作人回忆，“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3月3日，爱罗先珂在女高师演讲《知识阶级的使命》，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他的演说中有很肤浅处，也有很动听处”“他说俄国知识阶级的历史，指出他们的长处在于爱小百姓，在于投身到内地去做平民教育，并不在于提倡革命与暗杀。他痛骂上海的新人，说他们自己有一个主张，却要牺牲他人去实行。”
除了周作人外，爱罗先珂任教、演讲、参加社会活动时，鲁迅也经常陪同在侧。3月26日爱罗先珂应邀到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讲演，事前警察厅以其有“危险言论”强行干涉，后经学校调停，演讲才如期进行，鲁迅更是特意陪同。
周作人回忆，“鲁迅尤和他熟习，往往长谈至夜半，尝戏评之曰‘爱罗君这捣乱派’。因为他热爱自由解放，喜赶热闹，无论有集会，都愿意参加，并且爱听青年们热心的辩论，虽然他是听不懂。”
他们曾一同观听白俄歌剧团的演出，归来后鲁迅写了《为“俄国歌剧团”》，感慨中国却“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比沙漠更可怕的人世在这里”。
鲁迅陪同爱罗先珂到北大和燕京女校，观听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戏剧，后来爱罗先珂写了一篇《观北大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批评演出受旧戏的影响，刻意“模仿优伶”，不能男女同台演戏，又不能真正表现人物思想感情。
演出者之一、北大实验剧社台柱的魏建功和李开先强烈不满，魏建功写了《不敢“盲”从》一文，文章中用了轻佻的字句（将“观”、“看”、“盲”等用了引号），鄙薄爱罗先珂的批评是没有资格。
周作人批评其“言话和文字的粗暴只能略略的伤人，心的粗暴却是伤的自己，而且所伤的也太多了”，又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冀望于青年，“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做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做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
鲁迅的驳文更为激愤，1923年1月17日《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甚至用了“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这样的语言。
爱罗先珂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文学史上影响不大。他的《虹之国》中，虚构了一个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理想国，并且宣扬只要大家肯辛勤劳动就可以达到这个理想国。所以鲁迅说过，“至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鲁迅病逝前几个月，在回答南京的一位青年店员该读什么书的时候，也曾说爱罗先珂作品思想过于浅了。
但他童心浸泡的言行、执着的理想主义情怀却让周氏兄弟青眼有加。鲁迅曾说，爱罗先珂“不象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我早就疑心我自己爱中国的青年倒没有他这样深……他很老实，不知道恭维，若象罗素在英国称赞中国，他的门槛就要被中国留学生踏破了。”
鲁迅翻译了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孙郁在《鲁迅书影录》中说，“这《桃色的云》，就有他的《野草》、《故事新编》的调子。或说爱罗先珂暗示了他，或是他将自我的心绪，外化到了爱罗先珂那里，也许均可能的”。《兔和猫》和《鸭的喜剧》则是鲁迅结合小说和童话的尝试，带有模仿爱罗先珂童话的痕迹，近于日常生活札记，风格轻松随兴。
《鸭的喜剧》一文中，鲁迅表达了对爱罗先珂的思念。“……爱罗先珂君已经买到了十几个科斗子。他买来便放在他窗外的院子中央的小池里。那池的长有三尺，宽有二尺，是仲密（周作人）所掘，以种荷花的荷池。从这荷池里，虽然从来没有见过养出半朵荷花来，然而养虾蟆却实在是一个极合式的处所。科斗成群结队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先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但是仲密夫人说不要。爱罗先珂君也跑出来，他们就放一个在他两手里，而小鸭便在他两手里咻咻的叫。他以为这也很可爱，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他于是教书去了；大家也走散。不一会，仲密夫人拿冷饭来喂他们（鸭子）时，在远处已听得泼水的声音，跑到一看，原来那四个小鸭都在荷池里洗澡了，而且还翻筋斗，吃东西呢。等到拦他们上了岸，全池已经是浑水，过了半天，澄清了，只见泥里露出几条细藕来；而且再也寻不出一个已经生了脚的科斗了。‘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傍晚时候，孩子们一见他回来，最小的一个便赶紧说。‘唔，虾蟆？’仲密夫人也出来了，报告了小鸭吃完科斗的故事。‘唉，唉！……’他说。待到小鸭褪了黄毛，爱罗先珂君却忽而渴念着他的‘俄罗斯母亲’，便匆匆的向赤塔去。……现在又从夏末交了冬初，而爱罗先珂君还是绝无消息，不知道究竟在那里了。只有四个鸭，却还在沙漠上‘鸭鸭’的叫。”即便是这样轻松的笔调，也隐藏着作者现实的思考，爱罗先珂无所不爱，然而“鸭的喜剧”同时也是“蝌蚪的悲剧”，暗喻人世间不可能无所不爱的事实。
附：《鸭的喜剧》中，“俄罗斯母亲”是俄罗斯人对祖国的爱称；“赤塔”是俄罗斯地名；“沙漠”暗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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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4 17:05:17 | |
1923年的夏天，是梁实秋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八月的上海，在浦东码头上，郭沫若怀抱幼子亲临相送，梁实秋踏上了前往美国西雅图的“杰克逊号”。
长途旅行中，他结识了燕京大学的毕业生许地山，并经由许地山的介绍，第一次见到了冰心。
在这之前，梁实秋读过冰心的诗集《繁星》与《春水》，曾在《创造周报》上写文批评，“冰心女士只是当代的小说作者之一，而在诗的花园里恐怕难于长成蕤葳的花丛，难以结出硕大的果实”“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繁星》、《春水》这种体裁，在诗国里面，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这样的诗是最容易做的，把捉到一个似是而非的诗意，选几个美丽的字句调度一番，便成一首，旬积月聚的便成一集，”“总结一句，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小说作家，不适宜于诗；《繁星》、《春水》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最要命的是，梁实秋还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冰心的写作才能，说她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散文优而韵文技术拙、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
现如今，文学作者和文学批评者狭路相逢，情形之尴尬可想而知。
“您到美国修习什么？”
“文学。您修习什么？”
“文学批评。”
接着谈话便无以为继了。
然而，相处没几天，梁实秋发现，冰心表面上“对人有几分矜持”，实际上“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梁实秋和许地山、冰心结成了知心朋友，共同开始了一段激情而短暂的事业，在“杰克逊号”上办起了一个“刊物”，即板报《海啸》。《海啸》贴在客舱入口的一个醒目处，内容是创作与翻译，三天一换。梁实秋设计了报头，他“仿张海若的‘手摹拓片体’涂成隶书《海啸》二字，下面剪贴杰克逊总统号专用信笺角上的轮船图形。”办了几期《海啸》以后，他们从中精选了十四件作品，办起一个专栏，寄回国内的《小说月报》。
9月1日，“杰克逊号”抵达美国西雅图市。踏上新大陆的兴奋尚未退去，思乡的情绪就在同学们中蔓延开来，梁实秋回忆，“初到异乡异地，那份感受是够刺激的”“寝室里有一张大床，但是光溜溜的没有被褥，我们二人就在床上闷坐，离乡背井，心里很是酸楚”。好在没多久，梁实秋就和同学搭上了开往科泉的火车，向着目的地——科罗拉多大学的科泉（Colorado Springs）分校进发了。
如果说梁实秋在1923年夏天经历的转折是新奇而刺激的，那么鲁迅同一时期经历的转折就是意外而苦涩的了。
在展开叙述前，先回顾下关于兄弟失和的几种说法，大致有“窥浴说”、“听床说”、“失敬说”、“经济矛盾说”和“信子癔症说”，另外还有“夫妇说”。
1、“夫妇说”是最不足信的，立据颇谬，前面已经分析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2、“窥浴说”或“听床说”，缺乏客观条件。章川岛曾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
3、“失敬说”，除了周作人，周家的人都不相信，当鲁迅搬出八道湾时，母亲和朱安也随之搬出，即说明了她们的态度。甚至连信子的儿子周丰一都不相信大伯会这么做。
4、“经济原因说”，是郁达夫提出来的，许广平和周海婴也持这个观点，是目前广为接受的说法。经济矛盾确实存在，但若说因为这个就赶走鲁迅，逻辑不通，鲁迅挣得多、花得少，当时兄弟俩工资欠发，全靠鲁迅四处借钱，勉强维持家庭经济。谁会蠢到把经济支柱赶走呢？
5、“信子癔症说”，这是最近的一种提法。信子有时会发癔症，周作人的日记有延请医生的记录。有人说，相比对朱安的冷淡疏离，鲁迅对信子态度比较亲切，不乏家常聊天，尤其又让她掌管财政，让信子误以为鲁迅喜欢她，所以在发癔症时就把想象当事实说出来了，周作人信以为真。这种说法有歧视周作人智商之嫌。
1923年的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看到绝交信后，立刻叫管家齐坤找周作人过来说话。没多会儿，齐坤回周作人的话：他不见鲁迅。当日鲁迅在日记中记录，“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7月26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此时鲁迅已决心搬离八道湾了。
8月2日，周作人日记，“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同日，鲁迅日记：“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1923年10月1日至11月18日，鲁迅大病，朱安精心照料。
一年后，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取自己的物品。
章川岛的《弟与兄》中描述，“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覅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当天鲁迅在日记里记录，“……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记述，“这所小屋既成之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也曾叙及此事，“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以前的事不算！’”
当日周作人日记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 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从此以后，周氏兄弟再没说过话。在舒芜《鲁迅、周作人失和决裂后的间接联系》一文中说，“……鲁迅回八道湾寓宅取书物，周作人夫妇向鲁迅大骂大闹，从此以后，彼此避不见面（除了可能有几次避不开的集会上相遇），直到鲁迅逝世……”
这样重大的家庭变故显非一日之祸，下面将通过分析周氏兄弟的感情、羽太信子的为人、鲁迅和羽太信子间的矛盾、周作人对二人矛盾的态度，根据现有的线索，试图推测出兄弟失和的大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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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6 11:44:35 | |
周作人刚出生，母亲就发现他很安静，很少哭闹，就是肚子饿，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左觅食，却也不哭。所以她对丈夫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
小时候，周作人与妹妹同患天花，他情形好转，未满周岁的妹妹夭亡。由于得过天花，身体较弱，父母对他要求较松，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
鲁迅排行老大，是“承重孙”，长辈对他的要求严格，期望值也高。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跑当铺、请医生、抓药等等。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乞食者”，跑当铺遭人奚落，受到族人的欺侮之类，是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甚至还觉得鲁迅小题大做，过分敏感。
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鲁老太太说，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依赖性强，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与他无关。”
但鲁老太太也说了他的长处，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鲁迅去南京读书时，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高高兴兴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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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6 11:53:42 | |
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到南京求学、到日本留学等等，都是鲁迅先行一步，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哥哥庇护下的周作人生活安逸。1909年，周作人和信子结婚，为了在经济上支持弟弟，鲁迅回国就业，安顿下来后将周作人夫妇接回中国。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鲁迅向蔡元培推荐。
所以，周家人都说老二是周家的一个“福人”。鲁老太太说，“其实他们兄弟，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谁也没有福可言，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1901年2月，鲁迅在《别诸弟》后跋中写道：“嗟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 1902年，鲁迅到日本东京后剪掉辫子并拍照纪念，寄给周作人一张。从周作人对待照片的态度不难看出他对哥哥的感情，“拟放假日往城南配壳子，悬之一室，不啻觌面。”
1912年来京后，鲁迅给在绍兴的二弟写了300封信。1917年，应鲁迅的推荐，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聘请周作人为北大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员。周作人抵达北京即雇一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与自己的兄长会合。哥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一其乐融融的情景在鲁迅日记里有记载。而周作人的日记也写道：“至四时睡。”
1920年底，周作人的右肋得了肋膜炎，头三个月在家休养。因病势恶化，高烧昏沉，1921年3月29日，鲁迅把他送进山本医院，为筹措医疗费不仅借了高利贷，而且变卖了自己的不少藏书。5月24日周作人出院，人多嘈杂的八道湾又不适于疗养，鲁迅甚是着急，亲自去西山碧云寺般若堂，为他租下西厢房三间，那儿安静，空气好，最宜养病。鲁迅日记，“二十七日，晴。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周作人在碧云寺住了半年，当时去西山颇为不便，但鲁迅每周都去探望他。疗养期间，他的全部信件和琐事均由鲁迅代理。
1922年2月至1923年4月，爱罗先珂在八道湾居住期间，兄弟俩和他相处甚洽。当北大魏建功作出对爱罗先珂的无礼言论后，兄弟俩共同反击，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下面是风暴将来之前，兄弟二人日记中记录的一些共同活动。
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绿洲七•儿童剧》，文章充满感情地回忆童年时代与哥哥鲁迅一起在桂花树下自编自演儿童剧的情景。
6月26日，鲁迅拔了一颗牙，便去禄米仓访北大的同事张凤举、徐耀辰，周作人也在那里，他们一起欢宴，到黄昏时才散。
6月29日，鲁迅去北京大学“新潮社”，和周作人去北大二院食堂吃午饭，由孙伏园作东。
7月3日，兄弟俩同逛东安市场和东交民巷书店。
看得出来，兄弟俩感情一直是好的，估计他俩谁也想不到几天之后将发生的巨变。
1908年4月，应许寿裳之招，周氏兄弟迁往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乙字七号，同居者还有钱均夫、朱谋宣，共五人，因署名“伍舍”。因为是五个人合住，需要雇人做杂务，羽太信子出现了。
倪墨炎在《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中这么描写信子，“有一位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为住客们办理伙食。她叫羽太信子。过去有些记载说她是房东的女儿。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中指出：这种说法不对。羽太信子是作为‘供应饭食的人’也住进丙字十九号的。用中国通行说法来说，她是小厨娘一类的角色吧。她对于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特别有好感，慢慢地他们就亲近起来。羽太信子的父亲羽太小泽，是体力劳动者；母亲没有正式的职业。她的弟弟重久、妹妹芳子、福子，都还在少年、童年时代。这是一个贫困、勤劳、人口众多的家庭。”
仅仅十个月之后，信子与周作人便走完了从相识相恋到结婚的路程。
信子相貌普通，圆脸庞，小眼睛，只有小学文化，周作人为何对她一见倾心呢？我的理解是，因为信子具有很强的母性，这恰是周作人最需要的。一般而言，排行中间的孩子不容易得到父母的重视。周作人排行老二，上有优秀的哥哥，下有年幼的弟弟，母亲对他的关注可能最少。他对母亲的感情比较淡，后来对外人提起母亲，都说的是“鲁迅的母亲”。在母亲那里没有被满足的母性需要，自然而然希望从别处获取，由此也多少能够理解他为何对信子的死心塌地。
周作人跟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登记结婚。鲁迅决定放弃留学德国和从事文学的计划，为弟弟创造物质条件。鲁迅一走，周作人初次尝到了生活的压力。他自述，“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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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7 12:02:19 | |
信子终生礼佛，孝敬父母婆婆，体贴丈夫子女，并且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妹妹芳子和她的三个子女（芳子和周建人育有四个子女，但长子不到一岁夭折，周建人1921年离京前往上海工作，后在上海与王蕴如同居，此后芳子和子女依靠信子生活）。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文中有记，“周作人的日籍妻子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
徐淦《忘年交琐记》文中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
周作人和信子的婚姻生活长达54年，信子对周作人的感情始终矢志不渝，对周作人“敬其如父，爱之如子”，她以周作人为骄傲，认为这是由于自己眼光好、福气好。
信子对周作人照顾得很好，她让人把卧室和书房打通，即使躺在床上也能看到丈夫坐在灯下伏案写作。据萧乾遗孀文洁若回忆，“周作人的工作效率绝对与安定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
就是在周作人被捕之后，信子也一直苦苦支撑着大家庭，其间并无势利之心。
许广平说信子“由奴隶而做稳了奴隶主”，然而，信子和佣人实际上相处融洽，甚至于包庇纵容管家。据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介绍，她对邻居佣人有求必应。这说明信子保持了平民本色，并未由于地位的改变而颐指气使。
陈光中的《八道湾——鲁迅与周作人》写了对曾在八道湾周家做过佣人的张淑珍的采访，“很出我意料的是，她对周作人夫妇并无恶感，我注意到，张大妈始终很恭敬地把鲁迅、周作人、羽太信子及周建人称作‘大先生’、‘二先生’、‘二太太’、‘三先生’，一视同仁。她说：‘二先生是个好脾气，不言不语的，有什么事总是写条子。二太太信佛……’，我插了一句：‘听说信子花钱有些大手大脚？’她说：‘那倒是，要不街坊们都叫她‘大善人’呢。有一次一个干活的工人病了，她让人送医院看病不说，还给钱……’张大妈的丈夫是满族人，姓白，所以周作人夫妇称她为‘白太太’。张大妈原有一个儿子，小时候得了急病，因付不起药费，眼睁睁看着死了。后来信子得知后，戒斋七天，祈祷上天让张大妈再得一个孩子。她还真的生了一个女儿，还是二太太和三太太（羽太芳子）帮忙接生的。”
总的来讲，信子就是个将家庭视为全部的普通女人。
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信子和鲁迅有一点是相似的，两人都在家中排行老大，都是家里有“话语权”的人，对父母和弟妹均负有强烈的责任感。
附：羽太信子有一弟重久、一妹芳子，但也有说重久是信子之兄，姑且存疑。
有迹象表明，鲁迅与信子之间的矛盾早在1911年间就已产生了。
本来，鲁迅回国的主要原因，就是想支持周作人在日本继续深造和小家庭的花销。然而他的事业处在低谷，收入微薄，已无力再供养周作人了，打算让其回国。周作人不想回国，还想学习法语，鲁迅给周作人回信说“法语不能换米面”。
1911年3月7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流露出无奈和自责。“卖田之举去年已实行，资亦早罄，迩方析分公田，……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家里田地已经卖了，所得的钱也用完了，打算把公田中自己家那一份也分出来卖掉，但那又能支撑几日呢？他已经山穷水尽了。
后来，鲁迅亲自去日本催促。1911年夏天，周作人夫妇回国。
站在信子的立场考虑，她将离开父母和故土，难免对异国生活有所担忧。因为这和鲁迅的坚持有直接关系，信子对大伯有所不满也是意料中事。
关于周建人与芳子的婚事，鲁迅和信子也意见不同。
周建人和芳子婚姻方面的资料很少，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有所介绍，请尽量撇开文章作者的个人喜恶，只看对事实的描述。
“羽太信子虽然有心控制一切，她在周家毕竟势孤力单。于是想到身边需要有自己贴心的人。待她怀了孕，便提出要让她的妹妹芳子来华照料。芳子小她姐姐9岁，还是个不懂世事的小姑娘。……考虑到家境困难，姐姐又连连去信催促，还汇去了旅费，这样，才在犹豫拖延了两年之后，才由胞兄羽太重久陪同来到绍兴。……羽太信子在生活上再也离不开这个妹妹了。为了让妹妹能够永远留在身边给自己做伴，像使女那样服侍自己，并使她对自己有所依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周家内部解决芳子的终身大事。家里恰好有个尚未成家的小叔。虽然在她看来这个小叔子性格软弱又没学历，不能挣大钱，但总比嫁给陌生人进入陌生的家庭好得多。开头，信子的谋划未能实现。那时建人叔叔正与小表妹（舅舅的女儿）感情颇笃。可悲的是这个小表妹后来患病不治而逝。建人叔叔非常悲痛，亲自为她料理丧事。这就给了信子实现计划的机会。终于有一天，她先用酒灌醉了建人叔叔，再把芳子推入他的房间，造成既成事实。因此，后来父亲（鲁迅）对母亲（许广平）谈起叔叔的这桩婚事，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的。”
据日本学者三宝美政分析，鲁迅对于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婚事，是并不赞成的，他于1913年6月从北京回到绍兴探亲，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继续交往下去。但是，由于母亲和周作人夫妇支持两人交往，周建人本人也愿意，鲁迅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1914年2月28日，周建人和羽太芳子在绍兴举行婚礼，鲁迅在京，没有出席，过了20天后，他才在日记上补记了一笔。可见在这件事情上，鲁迅当时是被排斥在外的。
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累代同居的中国传统大家庭模式的弊害在于，“男妇群居，内多诟淬；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似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生养，必为世讥。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其实施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鲁迅决定购买大宅合住，除了三兄弟青少年时期的约定——将来成家立业后，要过新式大家庭的生活——以外，还有诸多现实的考虑，母亲鲁瑞不愿意住租来的房子，要照顾尚未就业的周建人，还要避免单独面对朱安等等。而他在选购房屋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了弟弟两家的需要，还特别安排出孩子们玩耍的空地，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1919年10月，就在买定八道湾后不久，对于旧的家庭模式和家族制度的弊害，鲁迅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没能逃脱旧家庭模式的窠臼，最终兄弟关系破裂，大家庭解体，其结果正应验了陈独秀的上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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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18 15:09:05 | |
据许广平说，1919年，“在卖掉绍兴祖屋的时候，周作人原来就想把这笔款分开来用，但被鲁迅坚持不肯，才又用来在北京买屋，以便他们家小至少有地方好住。这是鲁迅为他们设想的苦衷，却被见钱就花不作长远打算的周作人所反对”。周作人不问家事（这个后面细说），他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信子的态度。
鲁迅从选屋、购屋到修葺，全是一个人忙，周海婴书中说，“这之前，周作人见大哥忙于搬家，便向北平的学校请了几个月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去了。搬家的一切事务自然都落在哥哥身上。父亲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周作人却于8月间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悠哉游哉从日本返回北平来了。”信子是将家庭视为全部的女人，在购屋、装修这种重大家庭事件上，却刻意回避了。从这两件事中隐约透出，信子对鲁迅置办八道湾大宅并不热情。
附：鲁迅的大哥作派，不止表现在买房一事上，兄弟二人留学日本时，因恨周作人不用功，就拳打过周作人，这事前面说过。
另外还有一事，据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回忆，鲁迅1903年暑假回乡时，常和周作人谈论在日本留学的事，极力鼓励周作人毕业后赴日留学。可是，当15岁的周建人表示也想到南京读书时，两位哥哥都默不作声了。“我估计是和母亲商量好了的。后来，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在家里，照料家务，陪伴母亲，一面自学。这样，母亲放心一些，我们在外面的，也放心一些。将来我们学成回国，赚一个钱，都是大家合用，这样好不好呀？这话他们平时倒也经常在讲，说我们兄弟很友爱，将来永远生活在一起，不要分家。对这些，我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要你们养活。’大哥说：‘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吗？我是说话算数的。’我想，和你们讲不通的，也不必讲了，所以我不作声。”在这件事上，应该说，鲁迅没有充分尊重周建人的个人意愿，忽略了他的正当要求。
周建人回忆，“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鲁迅这样考虑，显然是符合周家利益的，但对信子来说，却是一种打击。于是，“他（鲁迅）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俞芳书中也回忆，朱安曾说，“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一书中说，“还记起他曾经说的一件事，他在北京和周作人同住的时候，他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时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
而在鲁迅搬离八道湾后，信子终于还是将父母从日本接到了八道湾。
附1：俞芳的姐姐俞芬是周建人在绍兴教过的学生。1923年鲁迅携朱安离开八道湾，暂住砖塔胡同俞芬住所时，她年仅12岁。1930年后她经常到鲁迅母亲那里代为给鲁迅写信，因而知道鲁迅家里许多事，但关于八道湾往事都是从鲁母或朱安那里听来的，并不是现场当事人。提请大家注意她所处的立场，因为后面还会引用她关于周建人和芳子婚姻的表述。她姐姐的同学王蕴如是周建人第二任妻子。
附2 ：文中的两个“孤老头”，显然是指鲁迅和周作人，因为信子对丈夫完不成自己交办的任务很不满。但在周海婴书中，刻意把鲁迅、周建人作为一派，把周作人夫妇作为对立的另一派，于是将两个“孤老头”解读为鲁迅和周建人，颇谬。一方面，周建人和此事毫无关系；另一方面，周建人当时刚刚三十出头，“老头”一词实在与他无缘。
八道湾完整的大家庭生活仅仅维持了一年多，因为1921年9月，周建人就离开八道湾前往上海工作了。
周建人回忆，“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这么描述，“那是全家从绍兴迁到北平八道湾后的事，已属而立之年的建人叔叔由于没有相当的学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了提高自己，他到大学去旁听社会哲学方面的课，一边阅读各种进步书籍。但他在八道湾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信子的心目中，他只是个吃闲饭的‘呒作头’，整天指桑骂槐，她还大声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指父亲和建人叔叔），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连建人叔叔去北大听课也冷言冷语，说什么‘这么大年纪还要去上课，多丢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当面侮辱叔叔。这是俞芳亲眼目睹的。她这样告诉我：有一天周作人夫妇和芳子要出去郊游，三先生（指建人叔叔）要同行，当他刚要迈入车子，芳子竟然斜着眼冷冷地说：‘你也想去吗？钱呢？’在旁的周作人竟不置一词。对此建人叔叔实在忍无可忍。” “父亲（鲁迅）支持弟弟在北大进修，感到弟弟在这种家庭难以熬下去了。他们夫妇之间，已丧失了共同生活的基础，也许让弟弟外出寻职业会好些。为此他向蔡元培先生写了求职信。
就这样，叔叔只在北平待了一年半，便孤身一人南下了。他先是在杭州教了几年书（注：周海婴弄错了，周建人杭州教书是早在入住八道湾之前的事）。后来父亲给蔡元培先生的信有了着落，被安排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
那么，俞芳真的是亲眼所见吗？
在《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8期《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中俞芳说，“在绍兴时期，芳子对三先生的感情尚好。之后全家搬到北京，她看到姐姐信子当家，大手大脚，挥霍无度。对她的尽情享受十分羡慕，对姐姐的话更是言听计从，逐渐她也效法信子，贪图享受，看不起三先生，怨他无能，不会挣钱，经常和三先生无故吵闹。据说，有一次周作人、信子、芳子带着孩子们租了车打算出去游玩，三先生认为自己是应该参加的，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走到车子门口时，芳子不齿地说：你也去吗？三先生听了这话，看着芳子冷冰冰的表情，十分伤感。这屈辱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向哥哥们去诉说，他们太忙，不忍用这些小事去影响他们的精力和时间。唯一可以诉说衷肠的是母亲，但他又怕老母为他伤心，影响健康，左思右想，只好把委屈埋在心底。……在八道湾竟是如此处境，真是难过极了。他一再催促两个哥哥为他托人，好尽快找个工作，以摆脱这种处境。”
请注意，俞芳用了“据说”一词。前文已述，1921年俞芳年仅10岁，根本未曾踏足八道湾，八道湾芳子和信子的事，特别是芳子不让周建人一起乘车去玩的事，她何以知道？即便说是后来从鲁迅母亲那里听来的，也解释不通。因为她文中说，周建人“怕老母为他伤心影响健康，左思右想，只好把委屈埋在心底”。
事实上，周建人的离京去沪工作，不可能由于芳子的欺辱。周建人1921年9月离京时，芳子已怀孕。1922年2月芳子生下儿子丰三。1923年4月30日至5月14日，周建人返京探亲，和芳子相聚半月。1924年7月周建人又返京探亲。周建人还多次提出希望芳子和他一起去上海生活。由此可以判断，周建人离开八道湾时，夫妇的感情还是比较好的。
附：求职信其实是周作人写给胡适的，当时周作人在西山养病，胡适复信是鲁迅带往山上的。《周作人年谱》和《胡适书信集》均有记录，1921年8月18日，胡适致信周作人，“启明兄：你近来怎样了？我希望你已完全恢复你的健康了。你的兄弟建人的事，商务已答应请他来帮忙，但月薪只有六十元，不太少否？如他愿就此来，请他即来。来时可到宝山路商务编译所寻高梦旦先生或钱经宇先生。” 8月30日又去信，“启明兄：今日得你十五日的信（此信半个月始到），谈起令弟的事。这事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六十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千万回我一信。适”。
对于这一事实，周建人和周海婴叔侄二人，或抹煞，或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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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1 15:50:12 | |
说来也巧，自从鲁迅买了八道湾，他们兄弟俩就再没正常领到过工资。
1921年，周作人大病，前后历时半年多，为了凑钱治病，鲁迅变卖了自己的部分藏书。
1922年，工资拖欠愈演愈烈，长达半年都领不到薪水，鲁迅日记中频繁出现借钱甚至借高利贷的记录。鲁迅这一年创作了小说《端午节》，“……向不相干的亲戚朋友去借钱，实在是一件烦难事。我午后硬着头皮去寻金永生，谈了一会，他先恭维我不去索薪，不肯亲领，非常之清高，一个人正应该这样做；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就像我在他嘴里塞了一大把盐似的，凡有脸上可以打皱的地迫都打起皱来，说房租怎样的收不起，买卖怎样的赔本，在同事面前亲身领款，也不算什么的，即刻将我支使出来了。”这番传神描写，想必鲁迅是有切身感受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信子花钱依然没有节制和计划，鲁迅和她产生矛盾几乎是必然的。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周作人），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附：关于《端午节》中“亲领”，即索薪大会的代表领到了工资支票后暂扣不发，未参加索薪的人要找代表亲领。而正常情况下，官俸应是由会计科送给本人的。鲁迅1922年底才参加索薪团的，写作《端午节》时可能还不是索薪团成员，故而会有“亲领”一说。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说，“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
而从鲁迅和信子对待管家的不同态度，也可让我们对两人矛盾管窥一二。
管家齐坤是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长班的儿子，鲁迅给他取个绰号“公子”，平日给他们烧茶、叫饭菜，用得熟了，搬进八道湾时便把他带来，用做周家的总管。
此人的品性略举一列即可了然。早在1917年，周作人正准备来北京，突然同时收到一封平信，内附汇票90元，一封挂号信，内附一张《群强报》，不具寄者姓名，不知何为。仔细琢磨，才恍然大悟：鲁迅差“公子”寄汇票，本应寄挂号信，“公子”却寄了平信，事后又将报纸装入信封，追补挂号，拿了回执就可以交差。
“公子”善于见风使舵，因为信子主管家庭财政，他便常对信子说些奉承话，处处讨信子的欢心，逐渐得到了信子的信任。
周海婴说，“……男管家齐坤，他采购家庭日用品，往往报虚账，连买双周作人穿的布鞋都加了不少码，从中‘揩油’。”家中经济本就入不敷出，再有“公子”这么雪上加霜，鲁迅自然吃不消。“日长时久此事泄露出来了，要向周作人讨个主意是否该辞退他。周作人沉思了一会儿，竟答复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替代得了，还是留着吧。’”
据说（以下内容出自马嘶的《学人往事》，真实性尚待考证），齐坤的家就住在隔壁，只有一墙之隔。齐坤便常把这边厨房里的一些吃食物品，从墙头上递过去，他老婆在那边接着。一次，他偷递东西时正被鲁迅撞见。鲁迅不止一次看见齐坤干这等事，忍无可忍，便向内当家二太太讲了这个情况。谁知信子当即把齐坤传了来，狠狠地骂道，“你怎么瞎了眼，单单给人家看见!”当时的鲁迅情何以堪。
就这样，鲁迅与信子的矛盾日积月累，但鲁迅还是努力维护着大家庭表面上的平静。
终于在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量变转为质变。当天鲁迅日记，“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寥寥数字表明，鲁迅动怒了，从此单独吃饭，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不难推测鲁迅和信子间积蓄已久的矛盾爆发了。
我们看看都有哪些现场见证人。鲁迅本来是和母亲、朱安一起吃饭的，1920年秋，周建人原来在绍兴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投考，周建人征得信子的同意，让许住进了周宅。周建人安排许羡苏和母亲、朱安一起吃饭，鲁迅就和周作人、周建人两家一同用餐了，许离开周宅后，也一直延续了这个用餐习惯。1921年，周建人离京去上海。也就是说，除了孩子们，当时和鲁迅同桌吃饭的只有周作人、信子和芳子。这也是鲁迅母亲搞不清两兄弟为何闹翻的原因，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转述了鲁迅母亲曾对邻居说过的一段话，“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都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现在，我们暂时把视线投到周作人身上，看看他是如何的态度。
俞芳在《谈周作人》一文中说，鲁老太太认为，“老二待信子很好，这是好事，但看上去老二对她有点过分牵就了。这种情况，在绍兴时就存在，但不太明显，而且信子是日本女人，新嫁到人生地疏的绍兴，老二又不常在家，他让她几分，也是应该的。况且她有病。谁知信子到了北京，做了当家人，得寸进尺，似乎什么事都听她的，否则，就生气，发病，吵吵闹闹，弄得全家不得安宁。这样的次数多了，弄得老二有点怕她似的，这是老二性格软弱的缘故。”
许广平回忆，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可以看出，周作人疏离家事，对兄长和妻子的矛盾是不介入的。这一点，从周作人7月16日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译武者小说，至晚了。”
我的观点是，鲁迅拒绝和周作人、芳子两家继续在同桌吃饭，除了和信子矛盾公开化之外，也是在向周作人表明一种姿态，希望周作人承担应有的家庭责任，出面约束或管教信子。
后来的事是我们知道的了，17日周作人获知一件“过去的事”，大为震惊。经过一夜思考，18日他写下了那封绝交信。19日上午他把信交给鲁迅，掉头便走，兄弟俩自此没有沟通。
当时亲历此事的，除了重久和芳子，还有章川岛、张凤举、徐耀辰，唯一留有文字材料的是章川岛。当时住在八道湾的章川岛，1975年应鲁迅博物馆邀请的谈话记录中说，“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
但是张凤举和徐耀辰私下曾经与人谈论此事。郁达夫《回忆鲁迅》中说，“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那里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终于也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知情者的指向基本一致，这桩“过去的事”是涉及鲁迅与信子的男女之事。这一点似乎可在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中得到印证，“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前面曾经介绍，信子终生信佛，而且日本人幼年时会受到知恩必报的教育。鲁迅每月给东京羽太家寄钱，这对普通日本家庭来说，已经不是一般的恩惠了。信子何至于如此对待鲁迅呢？
仔细阅读关于介绍信子的材料，会发现信子有一个“雷区”。一旦触及这个“雷区”，信子平时温良的形象，立刻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巨变，言辞激烈，犹如泼妇，判若两人。这个“雷区”就是“男人变心”。
信子晚年，和周作人吵闹不断，从周作人日记中可看到他十分痛苦。1960年5月25日，“几不可与语，动辄得咎。”7月12日，“终日不快。”7月26日，“下午又复不快，无故生气有似病发……四时后仍如谵如呓，不可理喻。”7月29日，“……但苦不能耳根清静，得以自迁，待死耳。”1961年4月3日，“每日如是，如噩梦昏呓，不堪入耳。”
这样长期的的争闹，使双方都疲惫不堪，究竟是为什么呢？信子去世半年后，周作人在1963年1月20日的日记背面有如下说明，“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原来信子晚年和周作人长达十年的争闹，是由于怀疑周作人1934年东游日本时有外遇，怀疑根据就是周氏兄弟皆多妻（鲁迅于朱安夫人之外有许广平，周建人于芳子之外有王蕴如）。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觉得信子的逻辑荒唐可笑，匪夷所思。
如果我们将自己替换为信子，每天都要看着悲惨的妹妹芳子，或许就不那么难理解信子的偏激了。
1937年春节，鲁迅母亲八十岁，周建人携王蕴如及孩子们去北京，为母亲拜寿。寿庆期间，芳子、信子与周建人、王蕴如大吵一场。芳子的孩子们是站在母亲这边的。经过这场大吵，周建人就不再向八道湾寄钱。
以后双方又书信争执，宋琳1937年2月25日给许广平信中说，“三师母（芳子）及丰二颇有不直三先生之意”“丰二函三先生有所要挟，或以马理回平责丰二过分，谓三先生将答报不认他为子”“三先生来信责备丰二”。
周作人曾于1937年2月9日写信给周建人，“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你所说的自由恋爱只能应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之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搿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在女子靠男人蓄养的社会则仍是蓄妾，无论有什么理论作根据。”
1941年3月24日，周建人小儿子丰三用手抢自杀。文洁若回忆，“刚跟着周作人从外面回来的保镖，将手枪摘下来放在桌上。周丰三抽冷子就把手枪抄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大家闻声赶去时，他已气绝身死。”有人说，这是因为丰三在辅仁大学附中的同学，为了保全周作人一生清白，前去行刺周作人，不料反而促使周作人落水，因而思想上很苦闷，遂自杀。倪墨炎君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中否定了此说。丰三的自杀很可能是家庭纠纷造成的。丰三当时只有十九岁，父亲与母亲脱离关系，又声明不承认儿子，这对他无疑是重大的打击。
周作人1962年11月28日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
那么，这桩令信子姐妹俩切齿之恨、切肤之痛的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或者说，姐妹俩是何时发现周建人不忠的呢？
附：对于男人移情别恋的事，信子不仅高度关注，打探消息的能力亦十分高强。略举一例。后来鲁迅与许广平在南方同居，鲁迅努力不让外人知道，二人和许钦文去旅游，鲁迅还坚持和许钦文同住一间，让许广平另住一间。直至许广平怀孕，鲁迅才被迫回京向母亲禀告。在此之前，连和鲁迅通过几百封信的许羡苏都毫不知情。然而，朱安却提前知道了。在鲁迅回京之前，她告诉鲁迅母亲，她做了个梦，梦见鲁迅带了个小男孩回来了，心里很难受。鲁迅母亲责备她不懂事。给朱安通风报信的人，正是信子。
周建人和王蕴如的第一个孩子周晔出生于1926年，可以推算，两人开始同居的时间是在1925年或者更早。
鲁迅1926年9月14日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在北京所闻的流言，大抵是真的。但其人在绍兴，据云有时到上海来。他自己说并不负债，然而我看他所住的情形，实在太苦了。前天收到八月份的薪水，已汇给他二百元，或者可以略作补助。听说他又常喝白干，我以为很不好，此后想勒令喝蒲桃酒，每月给与酒钱十元，这样，则三天可以喝一瓶了，而且是每瓶一元的。”信中所说的“其人”，即王蕴如。说“建人与我有同一之景况”，即指鲁迅有许广平，周建人有王蕴如。
无法知道鲁迅是什么时间听到的流言，这种流言想必信子姐妹也听说了，而且有理由相信，信子姐妹俩是最早知道的人。不仅因为信子在这方面打听消息的能力很强，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周建人在上海的工作是周作人介绍的，周建人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异动，他的上司或同事想必会第一时间告知周作人。
附：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18课《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就是周晔写的。
持中地说，对于周建人的出轨，信子是负有责任的。
在信子的劝说下，芳子始终未去上海与周建人团聚，而分居是划伤任何婚姻的利器。
周海婴书中说，“在上海的生活稍为安定之后，叔叔就给妻子芳子去信，让她携带子女来上海共同生活。但这事却遭到信子的百般阻拦。她吓唬芳子：你们几口子住在八道湾，有大伯二伯养活你们，吃喝不愁，住的又宽敞，又有院子可供孩子玩耍，如果你们去了上海，建人一个小职员，不会有多少收入，上海的物价又比北京高，你们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诸如此类。信子竟然还这样说，你替他生了儿子，已经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没必要再去跟着一起吃苦了。总之，她要把芳子扣在身边，永远做她的贴身使女。而芳子本是个没有主见的人，竟听从了姐姐这些‘知心’的话，决计留在北京，甚至去上海探望一下丈夫也不肯，即使祖母出面几次三番地劝说，她也不从。从1921年到1925年，他们之间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就这样拖了整整5年。”
俞芳的文章中也写到这么一段话，“三先生曾多次写信给芳子，有次甚至回北京亲自去说服芳子，要她带着孩子到上海和他共同生活，但芳子舍不得离开八道湾，舍不得离开姐姐和亲属，舍不得八道湾富裕的生活，坚决不去上海。对此太师母（鲁迅母亲）很有看法，曾不止一次地说：女人出了嫁，理应和丈夫一起过日子，那有像三太太那样，不跟丈夫却跟着姐姐住在一起的道理？”
但是，外因都是次要的，周建人本人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
周海婴1924年回过一次八道湾，此后一隔13年，未曾回来探望妻儿。再回来，已是1936和1937年之交了，一方面是为母亲祝寿，另一方面，周海婴书中说，“婶婶之所以同去，是要趁机公开宣布他们俩的事实婚姻成立，叔叔与羽太芳子婚姻的结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一切都是由芳子和她姐姐造成的。”这种说法实难服众。
前文介绍，周建人和王蕴如同居前，曾两次回京探亲，一次是1923年5月，俞芳文中说周建人亲自回京劝说芳子应当就是这次，另一次是1924年7月，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来，似可视为告别。我认为，这两年，尤其是1923年，是周建人情感转变的重要时期，而到了1925年一切已成定局。
那么，1923年7月14日，如果姐妹俩听到关于周建人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如何如何的消息，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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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4 09:01:23 | |
后附：事实上，信子阻止芳子去上海的原因并非如周海婴所说，而是和当时的现实条件密不可分的。
芳子嫁给周建人时年仅15岁，及至1921年周建人离京去沪，也才22岁，当时怀有身孕，还带着4岁的马理和2岁的丰二。这种情况下，信子怎么可能让妹妹走呢？
即便是1923年，周建人催促芳子去沪时，条件也不乐观。1922年芳子生下丰三，此时还是一岁婴儿。这样的情形，我想大多数中国家庭都会做出和信子姐妹一样的选择。
设想1923年7月14日那天的情形吧。
鲁迅象往日一样，来到后院，准备和周作人、信子、芳子还有孩子们一起吃饭。
一见面，信子就迫不及待地把消息告诉了鲁迅，鲁迅是当家人，只有鲁迅能利用长兄如父的权威，及时制止周建人的不忠继续发展。
但鲁迅根本不相信传言，从他1926年给许广平的信中可以看出，直到王蕴如的孩子出生，他才终于确信。
信子试图说服鲁迅，但显然不奏效，于是言辞逐渐激烈起来，鲁迅一怒之下，回到自己的房间，并告诉佣人，给他房间备副碗筷，他今后单独吃饭。
15日和16日，从周作人的日记可以看出，他还在正常地写作、译书，这符合他一贯的行为方式。
17日，鲁迅已经两天没来后院吃饭了，此时母亲和朱安还不知情，如果继续下去，母亲势必会问起。周作人意识到自己必须出面调解了，于是找信子谈话。其实，周作人以前也试图管过信子，但信子一装死，他就没辙了，所以索性不管。
但这次不同寻常，以前都是夫妻俩内部矛盾，这一次却牵扯到周作人的兄弟和信子的妹妹，可以说是事关两个家族的大事。信子对待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并没象平日一样拿装死来威胁丈夫。
很多人周作人认为是个怕老婆的人，只能说他们还不了解周作人。周作人被誉为中国女权第一人，如果稍读些他的传记，会发现他是个很讲道理的人，或者说是个“帮理不帮亲”的人（后面还会讲到）。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和信子的谈话中，周作人的态度是站在鲁迅一边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信子后面诬告鲁迅的事。 而且，如果周作人是站在信子一边的，那么根本就不会有这场谈话，两个立场一致的人还需要沟通什么呢？
周作人的态度激怒了信子，和鲁迅往日的积怨此刻喷然爆发，她需要予以有力的、致胜的反击，于是“过去的事”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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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4 14:55:14 | |
上文应为“很多人认为周作人是个怕老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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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4 17:07:17 | |
可以想象，当周作人听到妻子激动的控诉有多么震惊，他随之陷入矛盾和痛苦的深渊。
第二天，自感受到莫大欺骗和侮辱的周作人，决定不给兄长辩解的机会，于是写下了那张著名的字条。1964年，79岁的周作人在评价《五四文坛点滴》时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后来，鲁迅迅速搬出八道湾，是典型的鲁迅行为方式。
那么，周作人后来到底知不知道信子诬告鲁迅的事呢？
前面已介绍，婚姻最后十年，周作人和信子的关系糟糕，争吵不断，尤其最后两年更甚。
周作人在1961年1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是病态，然破坏所有感情，不惜破釜沉舟，真恶魔也。”这里的“破釜沉舟”颇耐人寻味。
1962年4月6日，羽太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周作人没有去医院，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
4月7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仍未去。
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周作人这才前往医院。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
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里，“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或许，周作人最终还是原谅了信子吧。
收到周作人的字条，鲁迅起初颇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没多久他就想明白了。“宴之敖者”，是鲁迅后来的小说《铸剑》中的人名，也是他在《俟堂专文杂记》中曾用过的笔名。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说，“宴从家（指最上面的部首），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和周作人夫妇决裂后，依然和芳子、重久保持比较密切的来往。
1923年8月13日，鲁迅搬离八道湾几天后，日记就记下，“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芳子）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芳子需要用钱，写信向鲁迅借，后来归还。
芳子患病住医院，鲁迅多次前去探望。1924年5月芳子生病住进山本医院，鲁迅去医院看她，并留下十元钱。芳子常给鲁迅写信问候，有时还带孩子去拜望鲁迅。鲁迅始终很爱护芳子的孩子，鲁迅1924年6月21日记，“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7月7日又记，“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 小土步即丰二。鲁迅日记1925年3月12日记，“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1936年鲁迅逝世前后，马理一直住在鲁迅上海的家里。
1925年10月7日，羽太重久给鲁迅信，“上月蒙兄给予及时补助，非常感激。……对你长年以来的深情厚义和物质援助，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以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羽太家人始终信赖鲁迅，亦证明了鲁迅之坦荡如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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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5 15:57:51 | |
鲁迅搬离八道湾后，用周建人的话说，他“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
周建人的《鲁迅和周作人》中说，“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鸨在原’的意思。鹊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详细记录了当年那场大病的事，述及鲁迅为自己奔忙，兄弟之情拳拳。
周建人文中写道，“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作声了。”
“……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1934年春，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引起文坛的群起唱和，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各方面批评很多，他被进步青年们骂为“僵尸”、“自甘凉血”。
鲁迅对此持论却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1934年5月6日给杨霁云信中又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再三引用了鲁迅这些话。
据说，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天，还在读周作人的书。
也据说，周作人去世前看的书，是鲁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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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5 16:18:09 | |
既然这一节是写兄弟失和，就索性写全了，把周作人、周建人失和之事也写上一笔。
1936年底，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鲁迅母亲迎来了八十岁生日。一别十几年后，周建人回京为母亲拜寿，第一次把王蕴如带了回来。周海婴书中说，“他俩出发才几天就匆匆返沪，显得非常气愤。母亲告诉我，叔叔、婶婶到了北平，住在西三条祖母那里，寿席却设在八道湾。这样婶婶未去赴席。谁知当建人叔叔向祖母祝寿致礼时，他与芳子生的长子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来，手持一把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生身父亲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凶器，平息这场‘血案’。幸亏婶婶当时不在场，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呢。但周丰二仍不肯就此罢休，又打电话到日本驻北平的领事馆，要他们派员来扣留叔叔，给以‘法办’。……叔叔婶婶已不能再在北平逗留下去了，只得告别祖母，提早返沪。……这件事给叔叔心灵留下的创伤是终生难忘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他还心有余悸地对婶婶说：‘一旦我不在了，或许他（丰二）还会来杀你的。’也就从这个事件之后，叔叔才下决心不再给八道湾寄钱。”
就在周建人同芳子及其子女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周作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作妾看。”从此，兄弟二人分道扬镳。
周海婴文中说，“周作人对胞弟的逼迫，甚至直到解放后仍不肯罢休。他唆使羽太芳子向法院状告建人叔叔‘重婚’。为什么说这是周作人唆使的呢？因为羽太芳子的状子，内行人看了都觉得文笔犀利，功力非同一般；而几位知堂（周作人）的老友，更明确无误地判定，这捉刀人就是周作人本人。大家都不免为之叹息：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周作人自己向外承认仅‘改了几个字’）。这件官司出面的是周丰二，他以北平家族代表自居，气势汹汹，摆出一副非把建人叔叔扳倒不可的架势。然而，出乎周作人意料之外，他认定稳操胜算的这场官司，竟然以败诉而告终。不必讳言，官司开始时对建人叔叔颇为不利。状子写得滴水不漏，‘情、理’俱全：周建人在北平已有子女，竟又在上海结婚生女。这使被告方建人叔叔显得势弱理亏。待开庭后，法庭发现了许多疑点，感到这个案件不单纯是个‘重婚’问题，需要进一步取证。因此，在休庭之后，法院做了大量的调查访问，又向妇联咨询，取得许多人证和书面证明，使案情得以真相大白。最后，法庭判决叔叔与羽太芳子的实际离婚成立。并宣判周丰二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周作人的如意计谋就这样打了‘水漂’。”
我认真看了周海婴说的这份判决书，感到无话可说。还能说什么呢？中国法律之收放自如，向来不让人失望。
周海婴说，“在我这个后辈人看来，建人叔叔和周作人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终其一生的。这有事实为证，那是解放不久，新中国的政府部门成立，建人叔叔被委任为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里有两位老友，即担任正副领导的叶圣陶和胡愈之，他们出于良好的愿望，曾想促成这对兄弟的和解，于是在某一天，他们一人一边，用双手紧紧把住建人叔叔的手臂，硬拉进一辆小卧车，开到了一个地方，这时周作人已经坐在那里。这两位老友竭力为双方撮合，要他们互相表态愿意和好。而两人始终坐在那里不说话。僵持了一会儿，两位老友无奈，只得讪讪地一起离去。近期看到一部电视剧，有一场戏表现他们兄弟俩在一个礼堂门口相遇，互相交谈，似乎不存介蒂。我不知道该剧的根据是什么？”
周海婴所不知道的电视剧根据，出自周建人的《鲁迅与周作人》中的一段记述，“全国解放后不久，有一次．我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突然面对面地碰到周作人。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停了脚步。他苍老了，当然，我也如此。只见他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我回答。‘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附1：周建人是三兄弟中官做得最高的，曾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和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和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附2：周氏三兄弟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征，一旦决定了就非常决绝，周建人之于芳子、芳子的孩子们和周作人，周作人之于鲁迅，鲁迅之于朱安。与表面看上去的不同，周建人的心最硬，鲁迅的心最软。
附3：因为周作人夫妇始终不承认许广平和周海婴，周海婴便自觉地和周建人站在了一边，后来还专门写了《鲁迅和周建人事实重婚了吗？》。周海婴没意识到，不断在同一语境下讨论父亲和叔叔的婚姻问题，其实是对自己父亲的一种侮辱。
梁实秋到科罗拉多泉大学两个多月后，给《清华周刊》的写了一篇文章，“珂泉风景绝佳，附近有世界驰名之徘客峰，俨如清华左近之西山，而壮丽过之。学校建筑也极宏伟。此地气候为全美冠，各处来此养病者不可胜数。学校甚小，只有学生五百余人，而声誉颇佳。教授有与哈佛交换者，关于商业管理一科，设备最善；各种学位，哈佛等著名大学类皆承认。”“珂泉民风敦厚质朴，对待中国学生备极欢迎。居民类皆和蔼可亲，虽不相识而道旁巷口常举手为礼。据从东部移来同学谓此乃鲜有之事。学校及住家区域离城市颇远，故无尘嚣之乱耳，对于‘旷夫’最为适宜。国庆日同人等举行聚餐典礼，虽无牌楼火把之盛而一块面包，一杯咖啡，亦足以畅叙乡情。嗣后本会定于每月举行俱乐会一次，以资联络。每月当与诸君通讯一次作为笔谈。”
他给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绘画艺术的闻一多寄了封信，内附12张当地的自然风光名信片，在其中的一张背面写了一句话，“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没想到，几天后，闻一多竟离开芝加哥大学，来到了科泉，令梁实秋大吃一惊。
之后，两个亲密的朋友重新开始了同窗生涯。
一次，梁实秋、闻一多收到了一份学生自办的报纸，报上刊登了一个美国学生写的一首诗，题目叫TheSpbinx。大意是说“中国人的面孔活象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心里想的是一些什么事。”寄报纸给他们的那个学生，要梁实秋他们回答到底每天“在想些什么？”
二人商议后，各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梁实秋的诗题为《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闻一多的诗题为《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发表在1924年3月28日的科罗拉多大学校刊上。诗中“历数我们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我们祖宗的丰功伟绩。”结果两个人成了校园新闻人物，“不能不使美国小子们叹服”、“全校师生以后都对我们另眼看待了。”
事后，梁实秋得意之余，也感到悲哀，“平心而论，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足以傲人呢”？
一年后，梁实秋结束了在科罗拉多大学的学习，不想毕业时却遇到了难堪。
科泉大学有个传统，毕业典礼时，毕业生一男一女排成纵队上台领取毕业文凭。美国的女学生没有一个愿意和中国学生成双作对的排在一起，学校煞费苦心，大力调停，但依然不奏效。幸好那年在科泉大学的中国毕业生恰好是六个，最后达成协议，让六个中国人“自行排成三对走在行列的前端完事”。若是碰上单数，那局面必定要更加尴尬了。梁实秋深感“不好受”，体会到“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
1924年暑假从科泉毕业后，梁实秋转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闻一多则去纽约继续绘画艺术事业。二人结伴东行，中途在芝加哥下车停留，参加了“大江会”的发起仪式。
原来，科泉的梁实秋、闻一多，威斯康辛的罗隆基、何浩若，明尼苏塔的吴景超、时昭瀛等，接触频繁，鱼雁往还，偶尔聚会，讨论世界和国家大势，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梁实秋为发起人之一。
这是芝加哥大学附近DrexeStreet街上的一个小旅馆，“房子很陈旧，设备很简陋，规模很狭小”，但青年学生们连日连夜的讨论，颇有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思。
他们很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了统一。第一，鉴于当时国家的危急的处境，不愿侈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nationa-1ism）。第二，鉴于国内军阀之专横恣肆，应厉行自由民主之体制，拥护人权。第三，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
但在团体定名的问题上却大伤脑筋，“你一言我一语喧嚷了好几天，”最后才勉强定为“大江会”，梁实秋说“也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不过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
最后一项议程是最隆重、最神圣、最富于刺激的，即“成立典礼”。梁实秋从国内带来的那一面一丈开外的五色国旗，“悬在正中央，壮观无比”，全体成员举起拳头，齐声念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
从此，“国家主义”成为“大江会”活动的根本原则。梁实秋说，大江会“不是政党，更不是革命党，亦不是利害结合的帮会集团，所以并没有坚固组织，亦没有活动纲领”，但很快，大江会的成员增加到“三五十人”，对一个海外学生团体来说，应该说是个可观的数字。
那一年，恰逢英国哲学家罗素到美国讲学，道经威斯康辛。罗素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主张泯除国界的世界大同主义，是当年青年学生的偶像。梁实秋特邀了好友专程去拜访他，他们如朝圣者般，请他指点迷津。
罗素不摆大学者架子，以平等态度接待了这批年轻人。经梁实秋他们再三陈述自己的观点后，罗素“沉吟一阵，终于承认在中国的现况之下只能有推行国家主义之一途，否则无以自存。”梁实秋说，他的“论断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们就是宣过誓的国家主义者了。”
来到哈佛后，梁实秋和顾一樵先是租了奥斯丁园5号。不久，时昭涵、徐宗涑等搬来同住，与鲁迅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合租“伍舍”一样，几个人集体租下汉考克街159号公寓，“轮流负责炊事，或担任采购，或在灶前掌勺，或专管洗碗洗盘，吵吵闹闹，颇不寂寞”，这所公寓很快成为“剑桥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常在我们这里下榻，帆布床随时供应”，“中国学生在外国喜欢麇居在一起，一部分是由于生活习惯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和优越感的白种人攀交，通常不是容易事，也不是愉快事。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有强烈的团体精神，实在是形势使然。”
梁实秋回忆，“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的冒泡，潘光旦带着另外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死乞白赖的要讨一顿面吃，我慨然应允，我在小碗炸酱里加进四勺盐，吃得大家拧眉皱眼。饭后拼命喝水”。
附：潘光旦后来也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他一条腿有残疾，鲁迅在小说《理水》中塑造的“文化山”上那位跛腿优生学家，影射的就是他。
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的第二年春天，学生会主席沈宗濂倡议，“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顾一樵负责编剧，把南戏剧本《琵琶记》，改编成语体话剧，梁实秋把剧本翻译成英文，并出演男主角蔡伯喈。女主角赵五娘由谢文秋扮演，谢冰心饰演丞相之女。
预演时，特邀波士顿音乐学院教授前来指导，当戏末蔡中郎和赵五娘团圆时，教授指挥梁实秋，“走过去，和她亲吻，和她亲吻！”梁实秋窘在那里，向导演解释“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预演完毕，教授把梁实秋拉到一个角落里说，“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
正式上演那天，麻省理工学院的丁绪宝找到梁实秋他们，“你们今晚要演出《琵琶记》，你们知道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么？蔡伯啃家有贤妻，而负义糟糠，停妻再娶，是一位道地的多妻主义者。你们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岂不要遭外人耻笑，误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多妻主义者？此事有关国家名誉，我不能坐视，特来警告，赶快罢手，否则我今晚不能不有适当手段对付你们。”梁实秋忙解释说自己也是“国家主义者”，“爱国心决不后人”，费了许多口舌，毫无成效。丁绪宝临走说，“我们走着瞧！晚上见！”
演出终于按计划开始了，许多美国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前来观看，观众千人以上，“台上的人没有忘掉戏词，也没有添加戏词，台下的人也没有开闸，也没有往台上抛掷鸡蛋和番茄。最后幕落，掌声雷动，几乎把屋顶震塌下来。”
演出结束后，丁绪宝跑了过来，主动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你们演得真好，没有伤害国家的名誉，是我误会了，我道歉！”
翌日，当地的《基督教箴言报》专门报道了这一盛事，还刊出了男主角梁实秋的照片。
中国学生对演出取得巨大成功都很兴奋，梁实秋却很清醒，“要知道外国人看中国人演戏，不管是谁来演，不管演的是什么，他们大部都只是由于好奇。剧本如何，剧情如何，演技如何，舞台艺术如何，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红红绿绿的服装，几根朱红色的大圆柱，正冠捻须甩袖迈步等等奇怪的姿态。”
因女主角谢文秋后来与一位姓朱的同学订了婚，谢冰心写诗调侃梁实秋，“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从此，“秋郎”便成为梁实秋最喜欢使用的笔名之一。
演出《琵琶记》的同年，“大江会”准备与另一学生团体“大神洲”进行联合。
“大神洲”是继大江会之后成立的又一组织，提出的口号同样是基于爱国思想的国家主义。两个团体主旨相近，且成员都是清华留美学生，故而有联合的动议，但进行得并不顺利。1925年3月份闻一多写给梁实秋信中说，“与大神洲合并恐不能成事实。因彼等政策太消极，且至如今国家主义的定义还未决定。不过同他们合作总是有益无损的。”
算下来，“大江会”主要成绩的要属发行《大江》季刊了，梁实秋是刊物主编。
在创刊号上，他精心撰写了发刊词，比起最初集会时讨论的三条准则，对“国家主义”内涵的阐释更加详细。“我们是一个绝对信仰国家主义的一个结合，发行本刊的主旨即在图谋国家主义在我国之宣传与实施。”那么，究竟该怎样来定义国家主义呢？国家主义“乃中国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国人民谋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国人民谋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我们所最要提倡的一件事，便是气节。我们所谓的气节是为主义而死，为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
《大江》季刊在国内发行后，这篇发刊词“大有影响”。“友人亲见北大校役抄写，问之则曰‘好极！好极！’又有人粘贴壁间奉为科桌者。民国大学学生课艺中竟有全段剽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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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09-29 18:00:51 | |
1926年之后，随着大江会成员陆续回国，活动中心也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之前的活动主要是文字层面的宣传，而现在则要求他们必须亲身参与社会现实了，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初出茅庐的书生们显然经验不足，转移国内之日也就是大江会由盛转衰最终消亡之时。
回国之初，大江会选择了与反共反苏的醒狮社联合，但成员们很快发现，他们的处境左右支绌、十分窘迫。闻一多回国后写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团难。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杜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
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又写信给梁实秋，“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魔涵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商万众皆暗。于是兵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斫鼻端而已。此亦趣闻，不能不与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几个月后，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了，但亦无能力挽大厦将倾于不倒。没有用多久，他们都看清了政治斗争的真实面目，逐渐放弃了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打算。
附1：国民党执政时期，建立了国家主义权威体制，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
附2：醒狮社的主要成员是李璜、左舜生等。李璜是青年党党魁，标榜国家主义，曾对国民党进行抨击，但最终又与国民党走到了一起。正在上演的《建国大业》中，李璜由刘仪伟饰演。
附3：周氏兄弟是反对国家主义的。王富仁曾指出鲁迅的《自题小像》、《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等体现出了一种国家主义思想，但有证据表明，起码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已经抛弃了这种思想。
周作人1918年发表《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在我们看来，在日本思想评论界里，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我认为这是最值得庆贺的事。虽然现在是极少数，并且被那些多数的国家主义者所妨碍，尚处在不得发展的状态，但是将来是大有希望的。”周作人意识到了人道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鲁迅看了该文后，“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深感该剧本“很可以医许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鲁迅自1919年8月2日开始翻译《一个青年的梦》，该剧将战争之根源归结为国家、国家主义，“从国家主义生出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与国家主义相对立的是“人类的意志”。如何消灭战争？剧本认为“就是我们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因为“从蔑视人类的意志的地方，起了战争的”。鲁迅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
前面说了梁实秋留学期间的课余生活，下面转入正题，看看他在学业上又有哪些收获吧。
梁实秋在哈佛主要学习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所选功课中，他最感兴趣的是白璧德主讲的“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一年的学习，奠定了梁实秋的思想基础，“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我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自此，梁实秋基本确立了人生观和价值观。白璧德对于梁实秋的影响实在太重要了，所以很有必要谈一下这个“无论在他所处的哈佛以及在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一个孤独者”的学者教授。
欧文.白璧德是一位不懂汉字的汉学家，他的父亲生长于中国浙江宁波，这使他较之一般外国学者对中国有更多的感性认识。梁实秋说，“他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家与老庄的著作。”“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当时从学于白璧德的中国学生，除了梁实秋外，还有吴宓、梅光迪和汤用彤等，他们把新人文主义与东方的儒学进行比较、融通，建立了后来的“学衡派”，当五四灭旧风气盛行，此学派多受诟病。吴宓在给白璧德的信中曾说，“只有一些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自愿接受您的教导和指引。”
创办比较文学系的白璧德也是一个评论家，他认为，西方对人性的认识从人性恶到人性善发生转折就是从卢梭始，西方近几百年走错了路，就是盲目信从卢梭的结果。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强调的是克制、平衡、选择，他特别提倡人类的负责精神，认为一个人的权利只有在其他人能负责保证这些权利得以实现的条件下才能实现，故而在索取自身权利的同时，必须负起保证他人权利得以实现的责任。这些看法与卢梭等人的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相冲突，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据说白壁德不管批评什么思想，最后总是记到卢梭的账上，似乎卢梭就是万恶之源，为此美国报纸曾专门刊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是自壁德匍匐在地，揭开床单朝床底下惊恐地窥探，看是否卢梭藏在下面。
八十年代，梁实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把白璧德著《卢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列为自己受影响最大的八部书之一。梁实秋说，“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演讲，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象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
然而，梁实秋自觉皈依白璧德门下，在我看来，乃是自有风骨，再借用泊来之外衣，不完全因为被白璧德的思想主张所感化，而是契合了他的家庭教养、个性气质和自身经历，并不是他自己所说的“背道而驰”。因为，梁实秋就是白璧德理想中的社会人，生活上衣食无忧，家庭生活波澜不惊，天然地向往秩序和理性，对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怀着与生俱来的警惕，遇到白璧德后，长久以来的潜意识被激发出来，并得到具化和提升，逐渐形成了“克己内敛”的人生观和“新古典主义”的文艺观。
在人生观上，梁实秋很欣赏白璧德提倡的理性人生，“他重视的不是elamrital（创造力）而是elanfrein（克制力）。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白壁德并不说教，他没有教条，他只是坚持一个态度——健康与尊严的态度。”
在文艺观上，梁实秋与白壁德一样反对浪漫主义，也是狂热的卢梭反对者。一讲到卢梭，梁实秋便立即刻薄起来，“一个最无行的文人说过：‘我不一定比别人好，但是我和别人不同’（出自卢梭《忏悔录》）。简单说，这就是立异。处心积虑的要和别人不同，只有倒行逆施的一个方法：别人用两腿行走，我用两手来爬；别人要美德，我要的是缺德；别人的头发一月剪一次，我三年也不剪一次；别人终身娶一次，我见一个爱一个，爱一个娶一个；别人生了孩子，自己养育，我生了孩子送进孤儿院去；别人做事有所忌惮，我做事无法无天。”后来回到中国后，郁达夫取代了卢梭，成为梁实秋批判浪漫主义的标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后面还会专门再讲。
和周作人割席反目仅十余天，即1923年8月2日，鲁迅搬出了八道湾，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于是有了可以考证的鲁迅和朱安之间唯一一次的正式谈话。
俞芳回忆，“大先生要搬离八道湾前，曾向她说：自己决定搬到砖塔胡同暂住，并问大师母的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又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大师母接着对我说：我想了一想回答他：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呵。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鲁迅8月2日的日记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几个星期后，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鲁迅卧病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惟一照顾他的人。
两人虽仍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朱安一定十分珍惜这段时光，她曾说过，“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上帝总是这么残忍，就在朱安度过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自以为将要看到光明的时候，致命的威胁悄然出现了。
附：这段租房生活是鲁迅和朱安仅有的二人独处时光，持续十个月左右，直至1924年5月鲁迅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鲁老太太搬来同住。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即北京的鲁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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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13 09:07:47 | |
1923年10月13日，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就在这里遇到了许广平。
回忆第一次见鲁迅的情景，许广平说，“当鲁迅先生来上课的瞬间，人们震于他的声名，每个学生都怀着研究这新先生的一种好奇心。在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照往常积习还没就案坐定之际，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一向以为这句话有点夸大，看到了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也许有人这么想。讲授功课，在迅速地进行。当那笑声还没有停止的一刹那，人们不知为什么全都肃然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地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
许广平身材高大，却总是坐在第一排。尽管如此，鲁迅对这位广东姑娘并没有什么印象，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一年半。
1923年12月26日，鲁迅给女高师的学生们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引起学生们热烈讨论。从这篇演讲稿可以看出鲁迅对金钱的态度，现全录于后。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女人》，中国有人译作《海上夫人》的。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面人会面。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了，她就不走了。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娜拉走后怎样？——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一个很大原因。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做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 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走是苦的，安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有别于传统的文人，鲁迅不仅不耻于谈“钱”，而且相当重视谋生，厚厚的一部《鲁迅日记》，除了略记亲朋酬酢及书信往来，基本上就都是书帐、钱帐。
这与他的少年经历不无关系。我们应该还记得，他和弟弟们去亲戚避难时曾被人称为“乞食者”。《呐喊•自序》里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写给萧军的信里说，“……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
当许广平到广州工作，鲁迅告诉她，“我早已有点想到，亲戚本家，这回要认识你了，不但认识，还要要求帮忙，帮忙之后，还要大不满足，而且怨愤，因为他们以为你收入甚多，即使竭力地帮了，也等于不帮。将来如果偶需他们帮助时，便都退开，因为他们没有得过你的帮助；或者还要下石，这是对于先前吝啬的罚。这种情形，我都曾一一尝过了，现在你似乎也正在开始尝着这况味。这很使人苦恼，不平，但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就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儿穷忽儿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但这状态是永续不得的，经验若干时之后，便须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否则，即使将自己全部牺牲了，他们仍不满足，而且仍不能得救。”
附1：我个人认为，鲁迅和曹雪芹的身世颇有相似之处，皆出身望族，又突遭巨变。
周作人回忆，“和封建社会的其他名旺家族一样，凡是周氏家庭的成员，晚上出门时都要带上写有‘汝南周’三个大字的大灯笼。那灯笼有着淡黄的外壳。在夜里，‘汝南周’三个字格外的醒目。”
据鲁迅祖父周福清会试履历上所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灯笼上的“汝南”指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师，以“出淤泥而不染”闻名的周敦颐的爵位。
关于周氏家族，《周恩来传》也有明确记载，“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说起来很有趣，鲁迅大概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还提起过这件事：‘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一辈时，他们这一支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1899年周福清给孙子作“恒训”，“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子七房，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逮嘉道时，族中多奢侈，遂失其产”。
尽管不复当年奢华排场，周家仍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光是一个百草园就占地两千平方。
周福清是覆盆桥周氏十二世孙，清同治年间中进士，成为翰林，作了江西金溪县知县，后又入京考取内阁中书。当鲁迅出生的消息传到北京祖父家，周福清正在接待内阁学士张之洞，于是便给长孙取名“阿张”，并由此得学名“樟寿”。
若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鲁迅可说出身名门，不仅出身中产的梁实秋比不过，就是大富之家的徐志摩恐怕也要相形失色。
附2：周建人对“汝南周”另有自己的理解，“我相信我们原籍是河南省汝南县……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金兵，从汝南来到绍兴落户”。
鲁迅坦言没有研究过经济，“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曾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但我认为，鲁迅其实是懂经济的，看他和李小峰打经济官司就知道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我们先来看看，生活在一个你反对的政权所统治的社会中，要怎样谋生呢？
鲁迅的态度是，原谅奴隶的求生，而痛恨奴才的苟活。
一个学生被国民党派往苏联、日本学军事，想改行，写信问鲁迅。鲁迅回信说：“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饭也。人不能不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但当这位学生后来充当国民党的掮客，写信给鲁迅说可以取消对他的通缉，鲁迅立即中断和他的通信，“不可与之言”了。
至于鲁迅自己，做过中学教员，校长，教育部官员，大学讲师，教授，最后几年经济条件较为宽裕便专职写作和翻译，一生靠出卖脑力谋生。
有清高的教授说他是“官僚”，拿的是“官俸”，钱不干净，有两个依据。
一是，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14年。
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组建中华民国大学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的制度，第一批聘请的人中有鲁迅。1927年12月18日鲁迅日记记载，“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薪水泉三百”。鲁迅领了大学院49个月的薪水，直至1931年12月，蒋介石亲掌行政院兼理教育部部务，裁撤鲁迅。
我想说明一点，鲁迅将职务行为和个人行为分得很清楚，比如作为教育部官员，政府“祭孔”他得去充“执事”，职务之外，他坚持批孔。
而对于清高教授的指责，鲁迅自己是这样反驳的，“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
封建社会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在北洋政府或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种情形也没多少改观，所以要达到清高教授的道德标准，看来鲁迅只能去拉板车了。
有不少人乐于计算鲁迅的收入，我当然不反对从这个角度去认识鲁迅，可我看他们的文章，似乎都有一种偏好，喜欢夸大鲁迅收入之巨，不仅忽略了教育部长期欠薪的事实，而且亦未考虑鲁迅沉重的家庭负担，须知他定期给朱安的哥哥寄钱，还给东京羽太家寄钱，有时还接济三弟周建人。从八道湾搬出来后，鲁迅带着朱安先是租住砖塔胡同，而母亲不肯住租的房子，他还再要买房子，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大约花费1000银圆，鲁迅向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
即便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他也经常接济学生。1924年5月26日他致信学生李秉中，“……我现在手头所有，可以奉借二十元，余须待端午节再看，颇疑其时当有官俸少许可发，则再借三十元无难，但此等俸钱，照例必于端午节前一日之半夜才能决定有无，故此时不能断言。但如贵债主能延至阳历六月底，则即令俸泉不发，亦尚有他法可想。前所言之二十元如不甚急，当于星期五持至北大面交。”
1926年是鲁迅经济状况的转折点，他所欠的债，南下厦门大学以后用讲课费渐次还清。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来，生活才能够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
1927年鲁迅放弃中山大学的教职，前往上海。此时，他已有了两个重要的经济保障，一是北新书局提供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收入200圆；二是担任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300圆。
鲁迅在上海生活九年直至去世，平均月收入700多圆。有钱了，他的消费态度是怎样呢？
一方面保持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举一例，鲁迅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就提议请个北方厨子，鲁迅觉得花销贵，不同意。
另一方面继续慷慨助人，出资印曹靖华译《铁流》和纪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书，出钱出力出藏品举办木刻展览，资助左联出版刊物，捐资救助政治犯，捐款给柔石家属作子女教育费用，诸如此类。
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经济条件是他保持创作自由的基础。
卢梭认为，我们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
类似地，鲁迅认为，“穷极，文是不能工的”“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有余裕，未必有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
1924年４月，中国文坛发生一件热闹事，即是泰戈尔访华。
泰戈尔是应“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的，一直由徐志摩、林长民等人接待。他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发表演讲，批评西方物质文明，赞美东方精神文明，希望中国和印度能为东方文明复兴而共同努力。泰戈尔访华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报刊上天天在头版登载他的行踪，发表有关他的评论。
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各派都通过泰戈尔来华这一事件来表明自己的文化主张。泰戈尔并非一路都是鲜花与掌声，嘲笑、抗议甚至遭到驱逐的事情都曾发生，他意外的被卷入了中国思想之争、道路之争。
陈独秀、辜鸿铭、梁漱溟、梁启超、胡适是当时有代表性的五位知识分子，分别代表了中国思想界不同的文化取向，他们都对泰戈尔有各自的评价。
陈独秀拥护西方文明、痛斥东方文明，他排斥泰戈尔，是发表反对泰戈尔文章最多的人。陈独秀1923年10月27日在《中国青年》发问《我们为什么欢迎泰戈尔》，指出“像泰戈尔那样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与之昏乱思想”，不值得如此宣介。陈独秀、瞿秋白、沈泽民、恽代英、雁冰（茅盾）对于中国走“东方精神文明”（因为物质文明也有缺陷，不好，让西方走好了）路线，也颇为反对。
辜鸿铭和泰戈尔一样被西方人看作东方文化的代表，但由于二人所理解的东方文化的内涵不同，使二人最终形契而神离。
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漱溟崇尚直觉，钟情中国的孔子儒家学说，他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解读泰戈尔，误读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梁启超是讲学社的主持人，即泰戈尔来华的邀请人，对泰戈尔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这主要是由于泰戈尔的文化主张和梁启超相似。
最值得玩味的是胡适的态度，他并不赞同泰戈尔的东西文化观，但最终也表示了欢迎。陈独秀曾致信胡适，邀他同批“东方”路线，并特意提醒“此事颇与青年思想有关”。胡适不作回应。1924年6月1日，陈独秀写文，已将胡适和张君劢、徐志摩等相提并论。陈独秀和胡适由此分道扬镳。
在这一团热闹之外，周氏兄弟是冷静的旁观者。
周作人在1924年5月14日《晨报》副刊发表《“大人危害”及其他》，委婉地说，“地主之谊的欢迎是应该的，如想借了他老先生的招牌来发售玄学便不正当，至于那些拥护科学的人群起反对，虽然其志可嘉，却也有点神经过敏了”。
鲁迅在《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里谈及此事，“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 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明其妙而去”。
附1：林长民即林徽因之父，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点火人，曾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后与梁启超等倡组“讲学社”。
附2：张君劢是徐志摩发妻张幼仪的二哥，曾追随梁启超从事立宪活动，先后参与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社会党，起草过《中华民国宪法》。梁实秋后来当上参议员，曾得他的推荐。
张君劢一生颇富传奇色彩，既是蒋介石的座上客，也收过周恩来“民主之寿”的寿匾。既被国民党绑架和软禁过，也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通缉过。
前面说到陈独秀和胡适分道扬镳是在泰戈尔来华前后，即1923年底1924年初这段时间。巧的是，鲁迅和胡适也是在这一时期分手的。
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做了《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适，此后二人便不再通信。现全录于后。
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 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
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
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
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
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下理的！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附1：“整理国故”，当时胡适所提倡的一种主张。胡适1919年12月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新思潮”的意义》中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他更系统地宣传“整理国故”的主张。
附2：“崇拜创作”，根据鲁迅后来写的《祝中俄文字之交》，这里所说似因郭沫若的意见而引起的。郭沫若曾在1921年2月《民铎》第二卷第五号发表的致李石岑函中说过：“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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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16 18:11:04 | |
陈独秀、鲁迅、胡适，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最耀眼的三颗星，三人交往始于五四之初，短短几年后却分路而行，胡适走上温和的渐进改良路线，陈独秀和鲁迅仍主张革命。
鲁迅曾经写过一段文字，比较陈、胡二人的性格，“《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鲁迅和胡适各自出版著作，总要互相赠送，还互相借阅书刊，抄寄材料，或书信文稿往还，讨论切磋有关小说考证的问题。1921年，胡适做《西游记序》，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便帮助他搜集，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材料给他。胡适1922年8月14日的日记记载，“豫材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
鲁迅曾对友人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胡适最先考证《水浒传》，分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原因。鲁迅觉得很不错，多次征引在自己的论著里，并肯定说，“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底影响。胡适之先生说：‘圣叹生于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见张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盗流毒全国，故他觉强盗是不应该提倡的，是应该口诛笔伐的。’这话很是。就是圣叹以为用强盗来平外寇，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不愿听宋江立功的谣言。”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也征引颇多，说胡适的考证“最有力”，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证作者生平，“曹雪芹是何等样人，却少有人提起过；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并由此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胡适对于鲁迅，则怀着“最诚意的敬爱”。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异常倾服，“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考证小说，喜欢收集版本，孤本秘集，轻不示人。一次，他得到了一部《京尘杂录》，是清代杨懋建的笔记四种，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其中第四种《梦华琐簿》，记有《品种宝鉴》及其作者陈森的事迹。鲁迅讲小说史需要这方面的材料，给胡适写信说，“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因为是鲁迅开口，胡适慨然允诺。
类似的交往还很多，可以看出两人一直是互相肯定和赞赏的。后来的分手，固然有政治主张上的差异，但矛盾公开化应该是有起因的。
虽然没有明显的证据，但我疑心，这起因或许与徐志摩有关。
附1：陈独秀对胡适有知遇之恩，尽管后来政治道路不同，但胡适与陈独秀保持了终生的友谊，陈独秀遗稿就是由胡适整理的。正象胡适给陈独秀信中所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我们脑子背后多少还有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陈独秀为人剑拔弩张，胡适待人温厚平和，但是私下里，倒是胡适主动争吵，批评严厉，陈独秀则象忠厚长者，静静地听。一次辩论到激烈时，胡适竟拂袖而去，他后来写信给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的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我很感怪诧的态度。……《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绝没有被自命为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不配谈自由。”
附2：关于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后鲁迅的态度，后面还会专门再讲。
订正：
1、帖中说陈胡分道扬镳，是由于胡适对泰戈尔来华的态度最终倒向了梁启超一边。这么说不准确，陈独秀和胡适产生分歧，是《新青年》如何定位之争，时间大约在1920年。应该说陈胡二人因为泰戈尔之事进一步加大了分歧。
2、帖中说陈鲁胡三人结识于五四之初，此处所指并非具体历史事件，而是泛指新旧之争的那个时期。三人结识的时间大致在1916年至1917年，即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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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19 11:32:25 | |
我怀疑的根据说起来也不新鲜，还是胡适对泰戈尔来华的态度。
我们应该还记得，北大旧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黄侃每次上课前都要先大骂一顿胡适，而校外的守旧派首领林琴南写信给蔡元培，也是言必称“陈胡二人”如何如何。毫无疑问，胡适当时是新派文化的代表。
而在1924年的春天，胡适对泰戈尔表示欢迎，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代表他脱离了陈独秀和鲁迅所在的战壕，转而开始宣扬东方文化——虽然并未摒弃西方文化。这其中，胡适自身思想的发展变化纵然是决定性因素，但与梁启超最得意弟子徐志摩的密切往来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所以，让我们暂且把目光放到1922年底刚刚回国的徐志摩身上吧。
回国后次年，即1923年春，经恩师梁启超介绍，徐志摩在北京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梁启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英文部谋到了一个英文干事的差事，就寓居于此。这一时期，他在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和《坏诗、假诗、形似诗》等。
《坏诗、假诗、形似诗》中，徐志摩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象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作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我们固然不能断定他当时究竟出了眼泪没有，但我们敢说他即使流泪也决不至于成浪而且滔滔———除非他的泪腺的组织是特异的。”徐志摩这里引的，是郭沫若的大作。
此事激怒了创造社的“黑旋风”成仿吾，他在报上激烈回击徐志摩。徐志摩由此和创作社交恶。
胡适居间调停，带着徐志摩拜访郭沫若，后来郭沫若也回访了，表面上说这事过去了，但内在的裂痕恐怕没那么容易愈合。
这件事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就是胡适和徐志摩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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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19 15:54:23 | |
附1：其实就在徐志摩回国途中，胡适刚和创作社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起因是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影射胡适“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
这场论战硝烟未尽，又被徐志摩糊里糊涂地给接上了。
附2：倒霉的徐志摩不仅惹恼了创作社，还无意中得罪了文学研究会。
成仿吾在回击徐志摩时，公布了徐志摩之前写给他的信，“……沫若先生已归，至喜。……雅典主义，手势戏——我笑到今天还不曾喘过气来，且看那位大主笔怎样来答辩！创造此地颇不易买到，能再寄我两份否？至感。”
“雅典主义”、“手势戏”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茅盾译文中的一个错误，“那位大主笔”是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的编辑郑振铎。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周作人是发起人之一。
关于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说，“那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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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0 08:58:19 | |
胡适日记中关于徐志摩的记载，从1923年6月份开始频繁起来，两人之间的关系迅速升温。胡适当年10月22日日记，“晚上与志摩、经农游湖。到壶春楼吃饭。我戒酒已近十日，今夜心中不快，遂复喝酒。三个人共喝了二斤半。到湖心亭，看月。我在石板上仰卧看月，和志摩、经农闲谈。后来又到平湖秋月，人都睡了。我们抬出一张桌子，我和志摩躺在上面，我的头枕在他身上，月亮正从两棵大树之间照下来，我们唱诗高谈，到夜深始归。”
徐志摩和胡适走到一起——梁实秋称他俩为“腻友”——也不是偶然的，两人有不少共同点，同属英美绅士派，性格也都比较平和。
徐志摩喜欢国外的沙龙形式，热衷于组织聚会，活动地点就以徐志摩所在地——石虎胡同7号的松坡图书馆为主，半个月举办一次，因为喜爱京剧、昆曲等戏曲，他将聚餐会称为“双星社”。
聚餐会最早的成员，除了徐志摩，就是胡适，其他人并不多。如果说，聚餐会是由徐志摩和胡适共同组织的，似乎也不为过。就这样渐渐聚拢了一些志同道和的人，形成了一个有相近出身、相近阅历、相近教育背景、相近志趣、相近追求的小圈子。
1923年的北京有了新月社，徐志摩自述，“最初是聚餐会，以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以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新月社的社名是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意在以“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关于创立新月社的目的，徐志摩说，“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那我们的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Petty Bou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就第一个受不了！”“我们当初想做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新打开了一条新路，萧伯纳卫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路道”。就是说，徐志摩创办新月社是为了演戏，为了给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辟新的道路。
当时常来石虎胡同7号参加聚餐会或新月俱乐部活动的人物，有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这些教授和文人，也有丁文江、黄子美、徐申如这样的企业界人士，还有梁启超、林长民、张君劢等名流，可谓上流知识分子的社交圈。
人年少时常会有革命的激情，随着世俗岁月的打磨，棱角渐渐消减。胡适在这个圈子浸淫既久，与徐志摩又亲如兄弟，当泰戈尔来华访问时，就算他有心附和昔日战友唱几句反调，怕也张不开嘴吧。
附：陈西滢和鲁迅后来有一场著名的笔墨官司。凌淑华为陈西滢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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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0 11:13:10 | |
1924年5月8日，为欢迎泰戈尔访华和庆祝泰戈尔64岁生日，徐志摩、林徽因等人在北京协和礼堂，用英语演出了泰戈尔的爱情剧《齐德拉》。林徽因扮演公主齐德拉，徐志摩扮演邻国的王子，演员投入，效果很好。
据说，梁启超家里为此起了一场风波。
紧接着，泰戈尔一走，林徽因和梁思成就去美国攻读建筑学了。
于是徐志摩1924年6月在《晨报》上发表了失恋诗《去吧》。
这时的徐志摩还不知道鲁迅对他的反感，事实上，徐刚回国时，鲁迅还送给他一本自己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就在1924年2月21日，徐志摩在写给英国友人魏雷（Arthur Waley）的信中还说，“我们的一个朋友新出一本小说史略颇好，我也买一本寄给你。”
总之不管什么原因，此时的鲁迅已经看徐志摩不大顺眼了，于是1924年10月写下了戏弄徐志摩的《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末尾的“由她去吧”明显是针对徐志摩的《去吧》。
许寿裳《鲁迅的游戏文章》里说，“这诗挖苦当时那些‘阿唷！我活不了，失了主宰了！’之类的失恋诗的盛行，……阅读者多以为信口胡诌，觉得有趣而已；殊不知猫头鹰是他自己钟爱的，冰糖壶卢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
关于这篇作品的创作动机，鲁迅说，“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
那么，徐志摩到底写过“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诗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似乎并没有。
但值得一提是，徐志摩发表于1923年12月1日的《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的译作《明星与夜蛾》。同一号中还刊登了鲁迅的《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所以鲁迅应有机会读到徐志摩的这篇作品。
此诗发表时徐志摩注明原作者是“RoseMary”，但文学史上找不到这个作家，而且Mary也不属于英美人的姓，所以可能是徐志摩借用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来表达对林徽因的执着，“我决意要取得她，就使我的身躯丢失在火焰里，我的残毁的翼子永远在无尽的黑夜里振悸，我决意取得她。”八年后，徐志摩死于空难，这首诗竟成籖语。
最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这样一句话，“恋爱不是居住在荒凉的高原地方……我一定得去寻求她，不问她在哪里……”《我的失恋》开头是“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似有暗合之意。
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中回忆，“1924年10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对于诗歌被毙一事，鲁迅后来在北大讲课时开玩笑说，“像我们这样有胡子的老头子，连失恋都不许我失了！”
孙伏园辞职引发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就是促成《语丝》周刊的创刊。鲁迅1930年发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对此有详细的说明，节录于下。
……
……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意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的指示，在开手看Ａnatole France的小说了。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楼主注：即萧伯纳），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句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搿住了多目夹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附1：“留学生”指刘勉己，他在1924年回国后任《晨报》代理总编辑。
附2：“学者”指陈源，即陈西滢。徐志摩1926年1月13日《晨报副刊》《“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中说，“只有像西滢那样，……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
附3：“小峰”即前文提到一次的李小峰，后来成为北新书局老板。
附4：“川岛”即章川岛，曾住八道湾，前面写兄弟失和介绍过。
附5：鲁迅避开宴会，是为了避免与周作人见面。
附6：关于那个巴掌，当时据说并没打到，很多年后，孙伏园好像又说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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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1 11:12:22 | |
《晨报》是研究系（梁启超、林长民等）的机关报，是泰戈尔访华时欢迎声音最大的报纸。
相较而言，《晨报副刊》略有自由度，但亦有限，刘勉己掌控后更有所收紧。巧合的是，一年后，即1925年，风波的主角——徐志摩本人接管了《晨报副刊》。
韩石山等学者认为，当时刘勉己可能并未怎么考虑到徐志摩，主要顾虑的是梁启超和林长民。徐志摩、林徽音及梁思成三人之间关系，上流社会已是人尽皆知，若把这桩桃色事件再闹到报纸上，梁启超与林长民的脸上都不光彩，更何况这又是自家的报纸，哪有自揭其短的呢？
刘勉己为了东家挨了一巴掌，但还是没拦住这首诗的见报。孙伏园1925年在《京副一周年》中说，“这是我平生未有的耻辱，如果还有一点人气，对于这样的耻辱当然非昭雪不可。”
《语丝》创刊号上，孙伏园把鲁迅《我的失恋》排在了醒目位置。在原来三节的基础上，《我的失恋》又增加了一节，即“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当时有汽车的人家很少，而梁家就是其中之一。
《语丝》第3期中缝列出，“本刊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清、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淦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这就是所谓的“语丝十六人”，但真正长期投稿的只有五六个，而且成员也并不固定，如鲁迅所说“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
刚开始，《语丝》销量并不好，但开放的观念、自由的风格逐渐受到学生们的注意，后来每出一期，总被抢购一空。
徐志摩这人真的有点搞笑，神经不是一般的大条。前面说他无意间得罪了文学研究会，后来没过几天他又主动加入文学研究会。这一次，人家已经为他闹得天昏地暗了，他还跟没事人似的，主动向《语丝》投稿。
1924年12月1日，《语丝》第3期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法国波特莱尔《死尸》，徐志摩还写了一个不短的序，“所以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像恋爱似的，两对唇皮的接触只是一个象征；真相接触的，真相结合的，是你们的魂灵。我虽则是乡下人，我可爱音乐，‘真’的音乐，意思是除外救世军的那面怕人的大鼓与你们夫人的‘披霞娜’。区区的猖狂还不止此哪：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为什么不？你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巷口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无一不是音乐。你就把我送进疯人院去，我还是咬定牙龈认账的。是的，都是音乐——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全是的。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你能数一二三四能雇洋车能做白话新诗或是能整理国故的那一点子机灵儿真是细小有限的可怜哪——生命大着，天地大着，你的灵性大着。”
就是这个序，又惹事了。
附：《语丝》的创刊也不全因着鲁迅，还和周作人有关。孙伏园在《京副一周年》中说，“所谓‘这件旧事’者，关于上面所讲鲁迅先生《我的失恋》一诗还只能算作大半件，那小半件是关于岂明先生的《徐文长的故事》，岂明先生所说一点儿也不错的。不过讨厌《我的失恋》的是刘勉己先生，讨厌《徐文长的故事》的是刘崧山先生罢了。” 岂明先生即周作人。
《语丝》54期，周作人的《答孙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你当然还记得《语丝》创办的历史。当初你在编辑《晨报副刊》，登载我的《徐文长的故事》，不知触犯了《晨报》主人的忌讳，命令禁止续载，其后不久你的瓷饭碗也敲破了事。大家感到自由发表文字的机关之不可少，在开成茶楼集议，决定发行这个连名字也是莫名其妙的周刊……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加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
“大虫”指章士钊，“大虫事件”指章士钊倡导读经书。
不知道是自然主义神秘感，还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越感，是矫饰夸张的文风，还是不知人间疾苦的幼稚，让徐志摩这么不入鲁迅法眼，总之结果是，鲁迅在《语丝》第5期发表了《“音乐”？》，再次讽刺徐志摩。文章不长，全录于下。
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坐起来点灯看《语丝》，不幸就看见了徐志摩先生的神秘谈， ——不，“都是音乐”，是听到了音乐先生的音乐：“……我不仅会听有音的乐，我也会听无音的乐（其实也有音就是你听不见），我直认我是一个甘脆的Mystic。我深信……”
此后还有什么什么“都是音乐”云云，云云云云。总之：“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
我这时立即疑心自己皮粗，用左手一摸右胳膊，的确并不滑；再一摸耳轮，却摸不出笨也与否。然而皮是粗定了：不幸而“拊不留手”的竟不是我的皮，还能听到什么庄周先生所指教的天籁地籁和人籁。但是，我的心还不死，再听罢，仍然没有，——阿，仿佛有了，像是电影广告的军乐。呸！错了。这是“绝妙的音乐”么？再听罢，没……唔，音乐，似乎有了：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唵，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朋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 tatata tahi tal 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
咄！吁，我将死矣！婀娜涟漪的天狼的香而秽恶的光明的利镞，射中了塌鼻阿牛的妖艳光滑蓬松而冰冷的秃头，一匹黯黮欢愉的瘦螳螂飞去了。哈，我不死矣！无终……”
危险，我又疑心我发热了，发昏了，立刻自省，即知道又不然。这不过是一面想吃辣子鸡，一面自己胡说八道；如果是发热发昏而听到的音乐，一定还要神妙些。并且其实连电影广告的军乐也没有听到，倘说是幻觉，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给粗皮来粉饰的妄想。我不幸终于难免成为一个苦韧的非Mystic了，怨谁呢。只能恭颂志摩先生的福气大，能听到这许多“绝妙的音乐”而已。但倘有不知道自怨自艾的人，想将这位先生“送进疯人院”去，我可要拚命反对，尽力呼冤的，——虽然将音乐送进音乐里去，从甘脆的Mystic看来，并不算什么一回事。
然而音乐又何等好听呵，音乐呀！再来听一听罢，可惜而且可恨，在檐下已有麻雀儿叫起来了。
咦，玲珑零星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你总依然是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而且照例来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么？然而这也是音乐呀，只能怨自己的皮粗。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
附1：“……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似乎是鲁迅的超现实主义创作，这种方法称为“信笔直书”。西方《超现实主义宣言》恰好就是这年发表，其中有对“信笔直书”创作方法的具体描述。
附2：文章末尾的“小雀儿”应该是暗指徐志摩，“不管甚么地方都飞到”是指徐回国后“飞”到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飞”到创作社《创造季刊》，又“飞”到《语丝》，“唧唧啾啾”地到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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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1 16:39:23 | |
鲁迅对徐志摩的嘲弄确实有点刻薄，但毕竟还是在学术讨论正常范围内。而周氏兄弟的朋友刘半农，就有点出格了，近乎人身攻击了。
周作人将前七期《语丝》一同寄给了正在法国读“国家博士”的刘半农，看到鲁迅捉弄徐志摩，他觉得还不过瘾，遂写了一篇《徐志摩先生的耳朵》，寄回国内，刊在16期《语丝》上，节录于下。
……
若然有人对于徐先生的话，尤其是对于徐先生这样正式，这样郑重的话，还要怀疑，那么，此人真该“送进疯人院去”，此人一定不能“数一二三四”，因为他不知道徐先生与乡下看鬼婆婆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次一问题是：在徐先生能听我们所听不到的这一件事实上，或者说在这一个真确的现象上，我们应当推测，有几种可能，可以使这真确的现象成立？
于是我就就我的一知半解来推测了：
第一推测：徐先生所能听的音，或者是极微弱的音，是常人听不见的，这个假定如果对，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具自然的microphone。
第二推测：亦许徐先生听到的是极远的音，是常人听不到的。那么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自然的无线电受音器。
第三推测：亦许徐先生能听一秒钟一颤动的低音，以至于一秒钟一百万颤动的高音。那么，徐先生的耳鼓膜，一定比常人特别sensible。我们可以说，这是双料道地的耳鼓膜。
第四推测：亦许徐先生的耳朵不但能听音而且能发音，发了之后还是自己听。这样，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有一具什么呢？啊，惭愧，这个名词还没有发明呢！
这几个推测当然是不完备的。“天地大着”，幼稚的科学，何能仰测高深于万一呢？幸而我不久就回国。到北京后，我要用性命担保我的诚意，请徐先生给我试验试验。屈徐先生为sujet当然万分对他不起；但为探求真理起见，徐先生既不像上海新世界卖野人头的一样胡诌，我想他当然一定可以俯允我的要求。
徐先生！我们试验时，在未入本题之前，可先作两个附带试验（便这附带试验，也就重要得可以了）：
第一，我知道听音是耳鼓膜，而你却说是耳轮。
第二，你说皮厚皮粗不能听音，我就不知道那一部分的皮是有听觉的。还是人体皮肤的全部呢？还只是某一局部（例如脸皮）？
至于归到问题的本身，那自然尤其重要了。惟其重要，所以更难。最难的是徐先生的耳朵，不能割下观察与试验。但我总想尽我能力，打破难关。
万一竟是无法，我要与徐先生情商，定一个极辽远的预约：
到徐先生同太戈尔一样高名高寿之后，万一一旦不讳，而彼时我刘复幸而倘在，我要请他预先在遗嘱上附添一笔，将两耳送给我解剖研究，至少也须是两个耳轮，能连同它的细皮，自然更好。
我研究完了，决不将它丢到荒野中去喂鸟（因为这不是一件鸟事），一定像德国人处置康德的头颅一样，将它金镶银嵌起来，供在博物院里。
若然不幸，我死在徐先生之前，我当然就没这样的好福分去研究。但我想“天地大着”，此间总有许多同我一样的好事者；我们总有一天能将这“甘脆的mystic”研究出个究竟来，只拜望徐先生能多多赐助罢了。
附：刘半农之所以这么损徐志摩，有点报私仇的意思，徐志摩可能是替胡适受过。刘半农原在北大教书，和胡适、周作人是同事，因为文凭不过硬屡被胡适揶揄，终于气不过跑到法国读博士去了，回来后一再跟人强调，法国博士不同于英美，是国家授予的，周作人笑称他是“国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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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1 16:44:15 | |
附：sujet为法语“研究对象”。
这一回把徐志摩吓得再也不敢来《语丝》了，直到一年后，周作人又约徐志摩为《语丝》写稿，徐志摩仍然心有余悸地表示，“我不敢自信，我如其投稿不致再遭《语丝》同人的嫌（上回的耳朵）”，进而婉拒了。
对此，鲁迅后来在《集外集•序言》中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地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
“不高兴”的可能是周作人和林语堂。
林语堂和徐志摩虽非亲密朋友，但很欣赏他，称他为“情才、“奇才”。
办《语丝》本来是给孙伏园找个差事，但孙伏园没干多久，就被鲁迅介绍去做《京报副刊》编辑了，所以实际掌管《语丝》的是周作人。因为约稿等事，周作人和徐志摩曾有过书信往来，在女师大风潮之前，周作人一度和新月派走得很近，即便后来语丝派和新月派激战，周作人和陈西滢彻底翻脸，但和徐志摩仍有书信往来，两人均有斡旋调停的意思，徐志摩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捉摸，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此意有机会希为转致。”周作人别说转致了，兄弟俩人连见面都不肯见的，徐志摩真是所托非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坠机身亡，周作人写了《志摩纪念》，发表于1932年3月《新月》第4卷第1期，“志摩纪念”专栏的第3篇，居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与胡适的悼文之后。周作人在文中说，“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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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2 15:56:00 | |
勘误：
贴中说《我的失恋》发表于《语丝》创刊号，应该是《语丝》第4期。《语丝》第1期上的鲁迅作品是《论论雷峰塔的倒掉》。
《语丝》是1924年11月17日创刊的。
不到一个月，即1924年12月13日，《现代评论》创刊。若说《现代评论》的创刊，和《语丝》一点没关系恐怕说不过去，我猜想绅士派是受《语丝》的启发，也要打造完全属于自己的话语天地。
《现代评论》的编辑是王世杰，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高一涵、唐有壬、陈西滢、徐志摩等，基本都是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而此时的徐志摩也早在胡适的介绍下成为北大英文系教授了。
《现代评论》的定位与《语丝》有较大区别，编辑王世杰是法学博士，撰稿人也有不少研究经济的，所以《现代评论》时政性较强，其中《时事短评》广泛述评国际局势和中国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但也发表文学作品和文艺评论，作者有郁达夫、凌叔华、废名、老向、沈从文、蹇先艾、汪敬熙、张资平、杨振声、胡也频、刘大杰等，另外还有徐志摩、闻一多、胡适、朱大丹、王独清、刘梦苇、饶孟侃等人的新诗。
相较而言，《语丝》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更强一些，早期的《语丝》一半以上的文章都处于周氏兄弟。让我们看看周作人撰写的发刊词吧。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面努力。
“这个周刊由我们几个人担任撰稿，我们所想说的话大抵在这里发表，但国内同志的助力也极欢迎。和我们辩驳的文字，倘若关于学理方面的，我们也愿揭载，至于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其在别处发表，我们不能代为传布，虽然极愿加以研究和讨论。
“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我们唯一的奢望是，同志逐渐加多，文字和经济的供给逐渐稳固，使周刊成为三日刊，二日刊以至日刊：此外并无什么弘愿。或者力量不及，由周刊而退为两周刊或四周刊，以至于不刊，也说不定：这也是我们的预料之一。两者之中到底是那样呢，此刻有谁能够知道。现在也大可不必管它，我们还是来发刊这第一号罢。”
附1：请注意郁达夫和《现代评论》的关系，事实上，郁达夫和徐志摩曾是中学同学，同住一个宿舍，两人关系始终十分亲密。而郁达夫是创作社中唯一得到鲁迅认可的，鲁迅和他关系很不错。梁实秋回国后，猛烈攻击郁达夫，却很推崇徐志摩。
所以，要了解鲁迅和梁实秋，郁达夫和徐志摩是极好的参照系。
附2：一般认为废名是周作人的弟子，作品以晦涩难懂而著称。此时废名还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在《现代评论》和《语丝》上都发表有文章。
附1的补充：《现代评论》的创刊号上就有郁达夫的小说《十一月初三》，并且是连载的。此后一段时期，郁达夫和《现代评论》保持了比较密切的合作。
附2的补充：关于废名，我还想多说几句，后面恐怕就没机会说到了。
废名原名冯文炳，1926年6月10日，冯文炳在日记中写道，“从昨天起，我不要我那名字，起一名字，就叫做废名。”
周作人是1923年认识废名的，1925年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周作人破例为之作序，废名逐渐成为苦雨斋的常客，与俞平伯、江绍原、沈启无并称周作人门下“四大弟子”，其中废名最得老师喜爱。
1946年废名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大任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升任教授。废名妻子在老家，而熊十力也不带家眷，雇了佣人每天做饭，于是废名天天去熊十力家蹭饭，吃完饭就开始吵。
废名最广为人知的轶闻，是他与熊十力打架，有说扭打的，有说互卡脖子的，还有说滚做一团的。
大致的情形是，废名和熊十力都研究佛学，经常因为观点冲突争论不休，旁人也习惯听到两人的高声辩论。忽然有一天，辩论声戛然而止。旁人好奇，过去一看，只见废名和熊十力两位先生竟打起来了。废名的学生、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撰文记述，“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周作人写过一篇《怀废名》，“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打完架的废名，第二天仍来找熊十力继续讨论，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
解放后，废名停止了文学创作，专心治学，甚至写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语言是汉语语法的规范》。
周作人出狱后生活困顿，旧交唯恐避之不及，废名却为老师热心奔走，曾在北大募捐，还在冬天给周作人家拉来一车煤。北大中文系开会批判废名，说他立场不坚定。1952年，废名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既吉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67年10月7日，废名临终前，喃喃自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此时他还不知道，82岁的周作人受到红卫兵的凌辱殴打，终于在五个月前死去。
之所以花这么多篇幅介绍废名，是因为废名对鲁迅的看法很吸引我。
废名后来在北大讲课，第一堂课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头就说，“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
废名对鲁迅怀有深切的敬意，1925年，废名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却在鲁迅面前表现得很木讷。第二次见面时，更是几乎说不出话来。废名懊丧地写道，“我觉得我所说的话完全与我心里的意思不相称，有点苦闷，一出门，就对自己说，我们还是不见的好罢。”
1926年6月，废名在日记里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可见废名对鲁迅的理解非同一般，同一天的日记里废名还表示，倘若鲁迅不幸给枪毙了，自己一定要去看护尸首。
然而到了1930年，鲁迅站到左翼的立场上之后，废名不能理解，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鲁迅自然反击，还讥讽他的笔名，“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附3：从郁达夫和废名就可看出，《现代评论》和《语丝》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甚至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代评论》和《语丝》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前者是拿官方津贴的，后者是经济独立的。两方后来激战的时候，语丝派因此喊出了口号“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
其实从广告上就不难看出两者经济状况的区别，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就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子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
后来《语丝》移至上海，李小峰出于盈利目的，选择广告的尺度大大放开。
鲁迅说，“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在《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
虽然李小峰对广告来者不拒，令鲁迅很不满，但他能拿到的不过是“袜厂”甚至“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这固然有伤脸面，然而语丝派无甚背景，也可见一斑。
《语丝》和《现代评论》成立仅仅几个月后，就在1925年春天展开了第一次交锋，起因是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女师大风潮的文章。
与五四运动相比，女师大风潮和鲁迅的关系更为紧密，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钱稻孙回忆，“鲁迅身体并不很健康，常生病，瘦瘦的，我看他顶起劲是在女师大风潮中。当时他精神很兴奋。我吃一惊，觉得他精神上有些异常。”这是鲁迅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甚至把“之一”去掉也不为过，所以很有必要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一下。
1924年夏天，鲁迅的好友许寿裳辞去了女师大校长一职。许寿裳认为女校由女校长来管理更好，于是推荐美国留学回来的杨荫榆接自己的班。
据周作人说，对待学生，杨荫榆像是管理“童养媳”一样。导致杨荫榆与学生矛盾激化的原因不详，总之是在1924年秋天，女师大开始闹风潮了。
附：杨荫榆是杨绛（钱钟书夫人）的三姑，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荫榆后来在苏州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拒绝。有一天，几个被日军追逐的妇女逃至盘门新桥巷的杨荫榆家时，杨荫榆用日语同日军交涉，斥责日军暴行，保护了中国妇女。1938年1月1日，两名日军以司令部传见为借口，把杨荫榆诱出家门，行至盘门外吴门桥突然开枪射击，并将其抛入河中，因见杨荫榆晃动手臂，又开数枪将其射杀。《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也谈到此事，“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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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7 10:50:12 | |
既然要说清来龙去脉，找不到风潮起因总觉得说不过去，重又搜索一遍，终于找到了。
杨荫榆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准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引起学生不满。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部分学生由于受江浙战争的影响未能按时返校。11月，杨荫榆遂以此为由，勒令文预科3名平时对她有不满言论的学生退学，而对同样迟到的同乡学生未加处分，激起公愤，学生召开大会，不承认她为校长。
1925年1月，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向杨荫榆递交了要她去职的宣言，学生代表至教育部诉说请求，要求更换校长。
1925年2月28日，周作人日记记录，“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回忆，“她们说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下来”。
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许广平第一次给鲁迅写信，原文如下。
鲁迅先生：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吧，所以向先生陈诉。
有人以为学校场所，能愈隔离城市的尘纷、政潮的影响，愈是效果佳些，的确!这是否有一部分的理由呢?记得在中学时代，那时也未常不有攻击教员反对校长的事情发生，然而无论反与正的二方面总是偏重在“人”的方面权衡它，从没遇过在“利”的方面去取过，先生!这是受都市政潮的影响呢，还是年龄的继续增长戕害了他呢?先生!你请看看吧!现在北京学界中发生了驱逐校长的事，同时反对的，赞成的，立刻就各标旗帜，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今日被买一个，明日被买一个……在买者蝇营狗苟，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有洞皆钻，无门不入。被买者也廉耻丧尽，人格破产。似此情形，出于清洁之教育界人物，有同猪仔行径其尤可愤恨的，这种含多量细菌的空气，乃播于名为受高等教育之女校长女学生身上。做女校长的，如其确有谋该校教育发展的干材的伟大教育高见，及其年来经过成绩，何妨公开的布告，而乃“昏暮乞怜，丑态百出，啧啧在人耳口”。呜呼!中国教育之前途。但是女校长或者因环境种种关系，支配了她不能不如此!而何以校中学生，对于该事乃日见软化，明明今日好好的出席，提出种种反对条件，转眼就掉过头来噤若寒蝉，或者明示其变态行动。呜呼!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或者此政潮影响教育之前途!!!情形是一天天的恶化了！五四以后的青年是很可以悲观痛哭的了!在无可救药的赤火红红的气焰之下，先生，你放下书包，洁身远引的时候，是可以“立地成佛”的了，然而，先生!你在仰首吸那卷着一丝丝醉人的黄叶，喷出一缕缕香雾迷漫时，先生!你也垂怜，注意，想及有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么?也愿意而且痛快地予以“杨枝玉液”时时浸入他心脾，使他坚确牢固他的愚直么?先生!他自信他自己是一个刚率的人，他也更相信先生比他更刚率十二万分的人，因为有这点点小同，他对于先生是尽量地质言的，是希望先生收录他作个无时、地界限的指南诱导的!先生!你可允许他?
苦闷之果是最难尝的，虽然食过苦果之后有点回甘，然而苦的成分太重了!也容易抹煞甘的部分，在饮过苦茶之后，细细的吮吮嘴唇皮虽然有些儿甘香，但总不能引起人好食苦茶——药——的兴味，除了病的压迫，人是绝对不肯无故去寻苦茶喝的!苦闷之不能免掉，或者如同疾病的不能免掉一般——除了毕生抱疾——但是疾病不是时时刻刻在身边的，而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切，总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不像章锡琛先生在《妇志》中答话的那样模糊，而给我一个真切的明白的引导？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决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拔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拔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惶急待命之至”!敬候
撰安！
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十一，三，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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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7 11:01:00 | |
鲁迅当天就写了回信，全录于下。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
学风如何，我以为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伊只要办事人员好。但若政治昏暗，好的人也不能做办事人员，学生在学校中，只是少听到一些可厌的新闻，待到出校和社会接触，仍然要苦痛，仍然要堕落，无非略有迟早之分。所以我的意思，倒不如在都市中，要堕落的从速堕落罢，要苦痛的速速苦痛罢，否则从较为宁静的地方突到闹处，也须意外地吃惊受苦，其苦痛之总量，与本在都市者略同。
学校的情形，向来如此，但一二十年前，看去仿佛较好者，因为足够办学资格的人们不很多，因而竞争也不猛烈的缘故。现在可多了，竞争也猛烈了，于是坏脾气也就彻底显出。教育界的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人的气质不大容易改变，进几年大学是无甚效力的，况且又有这样的环境，正如人身的血液一坏，体中的一部分决不能独保健康一样，教育界也不会在这样的民国里特别清高的。
所以，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成了这现象。听说现在是中学校也有这样的了，间有例外者，大概即因年龄太小，还未感到经济困难或花费的必要之故罢。至于传入女校，当是近来的事，大概其起因，当在女性已经自觉到经济独立的必要，所以获得这独立的方法，不外两途，一是力争，一是巧取，前一法很费力，于是就堕入后一手段去，就是略一清醒，又复昏睡了。可是这不独女界，男人也都如此，所不同者巧取之外，还有豪夺而已。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倘若闯入深坑，自己有自己负责，领着别人又怎么好呢，我之怕上讲台讲空话者就为此。记得有一种小说里攻击牧师，说有一个乡下女人，向牧师历诉困苦的半生，请他救助，牧师听毕答道，“忍着罢，上帝使你在生前受苦，死后定当赐福的。”其实古今的圣贤以及哲人学者所说，何尝能比这高明些，他们之所谓“将来”，不就是牧师之所谓“死后”么?我所知道的话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但自己也并无更好解释。章锡琛的答话是一定要胡涂的，听说他自己在书铺子里做伙计，就时常叫苦连天。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不大好。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那里，只好交白卷了。
以上许多话，仍等于章锡琛，我再说我自己如何在世上混过去的方法，以供参考罢——
一、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岐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岐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岐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迫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
以上，我自己的办法说完了，就是不过如此，而且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我相信写了出来，未必于你有用，但我也只能写出这些罢了。
鲁迅
三月十一日
此后，师生二人开始频繁的书信往来。
而就在许广平和鲁迅首次通信的第二天，即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女师大学生想去参加，遭到了杨荫榆的阻拦，矛盾进一步加剧。
４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宣布要整顿学风，统一大学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周作人回忆，“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章士钊以整顿学风为名，派人到校撕去“驱羊（杨）”标语。
5月7日上午，杨荫榆举办“国耻纪念日”演讲会，请校外名人演讲，警醒10年前签订的“二十一条”。演讲会一开始，她登上主席台准备主持，迎来全场嘘声，于是尴尬离场。
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
同日，女师大贴出一张布告，宣布开除许广平、刘和珍、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姜伯谛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署名评议会。根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领导机构为评议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及公选出的十名教授共同组成。
开除令里许广平被斥为“害群之马”，从此许就得了一个害马的绰号。
5月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自治会的总于事，带领同学给校长办公室贴了封条。
5月20日，《晨报》以《“教育之前途棘矣！”杨荫榆之宣言》为题，曾刊载杨荫榆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很遗憾，除了一句“荫榆夙不自量，蓄志研求，学笈重洋，教鞭十载”外，我无法找到更多内容。
5月27日，鲁迅等7名教授在的《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宣言》原文如下：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附1：“本系之两主任”指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代主任黎锦熙。
附2：章士钊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章含之的养父，洪晃的姥爷。我想不通的一点是，章士钊和鲁迅简直水火不容，可是毛泽东却对两人都很“厚爱”。
女师大闹风潮时，章士钊和周氏兄弟矛盾如此尖锐，仅仅两年之后，又在李大钊的事情表现得立场完全一致。
章士钊深得段祺瑞重用，后来张作霖掌控北洋政府，章士钊失势。张作霖逮捕李大钊，章士钊仍积极设法营救。
在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期间，章士钊妻子吴弱男经常去他办公室聊天，同时经常去的还有周作人。
李大钊被捕后，在沈尹默的安排下，周作人的住所八道湾藏匿李大钊之子一个月。
而出面交涉的，则是与官场相熟的章士钊、杨度、沈尹默等人。
尽管未能救出李大钊，但众人毕竟保护了其家人安全，李大钊之子后来被顺利送往日本。
鲁迅此时已不在北京，但对弟弟的义举大为赞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西滢1925年5月30日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闲话》专栏发表了一篇文章，点燃了论战的导火索。这篇文章实在太重要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全部内容：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励，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附1：文中“某籍某系”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称谓，“某籍”指浙江，“某系”指章太炎系，具体就是留日期间在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课的人。《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署名的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只有李泰棻不符合这两项特征。
附2：这篇文章后来在收入书时被定名为《粉刷毛厕》。
附3：就在这篇文章见报的当天，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鲁迅在与陈西滢论战的同时，还写了关于五卅的文章，后面将分而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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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9 13:13:02 | |
附上文：在发表《粉刷茅厕》之前几个月，陈西滢曾多次发表评论女师大风潮的文章，可惜我都找不到全文。
如1925年2月7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九期的《时事短评》栏目上发表《北京的学潮》一文，“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于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
再如1925年3月21日，陈西滢又发表《女师大的风潮》，“那些宣言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大都不能成立。”“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表，校内外尚有人在那里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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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煮酒叶难烧 回复日期：2009-10-29 15:48:50 | |
更正：《女师大的学潮》是“一个女读者”写给《现代评论》的信，发表于《现代评论》第十五期，但不少人认为出自陈西滢之手。
其实，即便是陈西滢所写，这种形式也不是他的发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就经常以守旧派的名义写读者来信，再撰文反驳，好像演双簧一样。
信中说，凡是见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迭次驱杨荫榆校长的宣言的人，没有不十分讶怪的：第一可讶怪的是，为什么这个杨校长在八九个月前被女师大学生欢迎得非常热烈，现在陡然的被她们骂得体无完肤。第二可讶怪的是，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连“不谙礼节”以及给学生介绍职业都成了罪名！）为什么这些将来要为全国女子所师范的女子，偏要口口声声用“寡廉鲜耻”“败类”这样的词语，骂她们的校长比骂世界上什么人还要厉害？听说女师大中攻击杨氏的学生，不过是极少数的学生；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事实是否如此，局外人自不能确知，她现在有两件事却要质询贵刊的男女读者：
第一，女师大的纪律与教务，在它过去的一切男校长任内，是否较优于这个女校长就任以后？第二，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个中国女子；如果她的教育训练，不在女师大历来的官僚校长之下，而她的校务行政，又无重大的过失，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助摧残她？
一个女读者 十四，三，十五于北京。
